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困境与选择

公众参与的缺失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结合实践观察,公众参与监管的制度化程度低、参与监管的组织化程度低、参与监管阶段的片面化构成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困境.为了跳出公众参与监管的困境,未来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制度设计可以从完善公众参与监管的制度化、提高公众参与监管的组织化、规范公众参与监管的过程化入手构建.     

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司法民主化进程探析

网络环境下公民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司法民主化进程,行使表达权和监督权,对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公民通过网络形式参与司法民主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表现为:司法机关对网民的诉求缺乏有效的网络回应平台、公民无序化及非理性的参与、缺乏制度和程序保障的参与、忽视对司法程序关注的参与,将严重影响法院审判的独立自主性及造成司法裁判在吸纳民意时面临巨大困境.要解决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司法民主化进程中的现实困境,就必须强化司法民主化进程中网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通过规范网民的参与形式、规范网络民意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加强司法网络平台的建设,使公民与司法机关在网络环境中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     

发展协商民主要注重推进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协商

有效推进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协商,是切实体现协商民主主体广泛性的内在要求,顺利达成协商民主目标的必然选择,尽快增高协商民主“短板”的现实需要。现阶段,应采取推进观念更新、建构正确共识,健全法律制度、强化制度化保障,深入拓展形式、畅通公众参与渠道,提高组织化程度与相关知识水平、增强公众参与能力等举措,有效推进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协商,彰显协商民主实效。     

“网络问政”如何制度化

正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工具、手段,成为普通民众最重要的公众参与形式,富有时代特征。在互联网时代,网络问政正在逐步变为各级党政机构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一种常态,也成为政府获取民意,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如何使网络问政规范化、制度化,使之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变成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在把网络问政制度化方面,我们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     

冲突与平衡:司法权独立运行与网络公众参与关系之法理解析

当前,司法权独立运行与网络公众参与的关系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表现为在网络公众司法参与的范围不够广泛、表达的意见不够客观及忽略司法权独立运行的特性和规律的情况下,两者间常常出现较为激烈的对立和冲突。因此,为了实现司法权独立运行与网络公众参与的平衡,应当通过网络公众理性参与和司法机关的宽容性接纳、构建协商型司法正义、及合理设定司法民主性边界等方面入手。     

公众的司法参与权研究——以刑事司法为话语领域

公众刑事司法参与权,是指公众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刑事司法活动,以影响和制约刑事检察活动和刑事审判活动,监督刑事司法权力行使,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权利。在我国,公众参与刑事诉讼主要包括四种情况,即作为当事人的参与、作为司法辅助者的参与、作为司法决策者的参与和作为检察监督者的参与。基于现有公众参与刑事司法的困境,应加强司法信息公开、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规范人民监督员制度及健全司法反馈机制。     

司法的道德困境及其应对

虽然社会公众和司法机关都对司法回应道德的水准提出了较高要求,但在诸多“难办案件”中司法却面临着理想与现实难以统一的困境.司法道德困境的产生,不仅源于司法能力不足和公众法律意识不高,更因为在制度和社会结构层面上受到多种深层因素的影响.为此,有必要从司法机关的活动方式、司法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司法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定位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期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司法对公众道德观念的有效回应.     

立法后评估中的公众参与“虚置”及治理路径

作为检验立法实效、提升立法质量、促进法律体系完善的立法后评估制度已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实践。然而,在这种多方主体的博弈中,公众当前只是一种被动型或者功能型的“虚置”参与,无法发挥其积极性、主体性的作用。公众参与立法后评估的实践困境具体表现为:参与主体的构成失衡、参与内容的模糊、参与方式的“指令化”及参与效果的抑制。要突破这一困境,须正确认识公众参与评估的价值,从意识、制度、参与的指向及参与效果等方面构建参与路径,实现立法后评估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制度化。     

困境与出路:“美丽中国”法律保障的反思与前瞻

当前我国在美丽中国的法律保障方面存在立法技术滞后、回避矛盾,制度设计不当、保障不力,执法体制不顺、能力不足,司法保障不力、功能错位,公众知情受阻、参与受限等深层次的困境。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基本法与单行法协同、行政与司法并举、管制与市场并用、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未来应当从提升立法质量、改革执法体系、强化司法保障和扩大公众参与等多个层面着力改良法制,进一步健全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机制。     

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的驱动逻辑与实现路径

政策议题建构作为公共政策的首要环节,在网络技术、社会转型、民主参与和公共政策相互嵌置的情境中,其价值理念、运作机制、行为模式、发展态势等维度逐渐趋向现代性。在问题、技术、理念和利益多维驱动下,政治权威、正式制度结构和非正式制度过程等政治机会结构因素发生变迁,导致政策议题建构权力分配格局变化,最终开启了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之窗。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的实现基于政府主动适应和公民理性参与的双向驱动逻辑,要以充分信息和低度强制的"中心—边缘协商民主"为模式设计,从价值体系、制度规范、行为模式和发展取向等不同维度实施全面、持续和本质的现代化变革。     

移动政务直播中的双向赋权与约束机制——基于热门政务快手号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当前，政府部门日益注重将移动直播平台作为舆论宣传和公共服务的新阵地。移动政务直播通过实现主体多元化和治理协同性，建构起新型公众参与和政府治理机制，能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赋权。公众经由自身心理与互动行为提升信息和话语能力而实现赋权，政府赋权则通过获取决策信息、创建新的政府和公众互动平台得以完成。移动政务直播是一个技术执行过程，其内在运行机制涉及相关个体和组织的行为选择，这一过程在参与主体、技术属性、制度环境的共同激励和约束下得以实现。移动政务直播能赋予公众参与感和新的身份认同，政府则出于树立政府形象、亲近政民关系、履行本职工作等动机开展移动政务直播。直播平台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交互性和实时性为政务直播的开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同时，移动政务直播制度环境所形成的激励或约束效应，也是政府和公众在作出政务直播的行为选择时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效能政府建设应强化公众参与

效能政府建设是政府进一步提高执行力,更好地履行公共职责、提供公共服务的必然要求.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公众是效能政府的监督、评价主体,满足公众的需求是效能政府建设的根本取向,公众的有效参与是效能政府建设的基本动力和衡量标尺.因此,效能政府建设应强化公众参与,要积极培育公众参与的主体意识,从制度上保证公众参与的稳定性、持续性、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拓宽公众参与的领域与途径.     

从“南京梧桐让路”事件看网络民意介入城乡规划的价值及其优化

城乡规划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充分的信息资源、创造性思维以及专业知识与技术,迫切需要建立起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有效机制.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网络民意参与,使公众参与城乡规划进入一个更高层次,有利于促进城乡规划的科学化发展.“南京梧桐让路事件”就是一个明证.本文借此探讨网络民意介入城乡规划的价值,并认为网络是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政府不应当忽视网络民意,相反应该重视并切实采取措施,扩大网络民意表达主体、提升网络民意表达主体素质、完善网络民意表达的法律制度以及优化网络民意表达的环境等措施,以提升网络民意参与城乡规划的有效性.     

网络公众参与:现实反思与秩序重建

网络公众参与对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利于推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又由于存在的问题和非理性趋势而给社会政治环境带来消极效应.必须对网络公众参与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并从社会价值预期的合理确立、网络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网络制度建设和网络伦理建设等几个方面促进网络公众参与沿着理性、有序、规范的轨道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弘扬文明风尚、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动力.     

公民非制度化参与:原因、影响及对策

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产生同转型期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变革有密切联系,其危害十分严重,必须予以高度关注.规范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对策是: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把公民的非制度化参与纳入制度化体系;加强政府官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切实防范政策失误;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增强公民制度化参与意识和能力;依法坚决打击严重危害政府权威、法律尊严和社会稳定的非制度化参与行为.     

网络参与道德风险与治理策略

网络参与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行使民主权利的新渠道,是政府展现执政形象的新舞台。但作为虚拟技术支撑下的参与方式,网络参与同时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潜存着道德自觉弱化、理性表达缺失、道德底线崩塌的可能。网络参与中的道德失范,对网络空间与实体社会的秩序、公众的合法权益、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形成了威胁,增大了执政风险。作为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政府理应加强对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反思,基于建构理性的网络参与法制、机制和文化等思索,探寻实现网络参与"道德化"的有效路径。     

网络参与政策问题建构的社会条件审视

从政策科学发展脉络来看,政策问题建构虽然不曾作为一个明确的主题在政策科学研究中引起关注,但是作为构成要素,政策问题建构从未脱离过政策周期。网络社会的到来,无疑为社会组织与公众发挥自主性参与政策问题建构、共同解决治理问题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实践中却充满波折,除了网民参与能力不足这一直接限制条件,更深刻的约束因素根植于现代社会的官僚主义化及工业社会的控制思维中。网络社会的行为倾向来自现实世界的刺激反应,这就要求网络参与政策问题建构的理性引导与现实世界的社会需求回应相结合,通过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在主体构成、价值引导及问题治理方面的融合,促进对话与信任意识的生成,继而改造传统公共行政模式。     

和谐社会视阈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研究

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同时也对大学生政治参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体现出在参与内容上虽然有利益化倾向,但总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政治参与方式上虽然有时出现非制度化,但更多的体现合法化；参与水平上虽然层次参差不齐,但参与热情较高等状况.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消极因素既有制度性因素,又有大学生自身政治素质因素等.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健康、有效、有序,应完善大学生政治参与制度、培育大学生政治素养与政治参与能力和加强网络等媒介的建设.     

浅析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民参与问题

随着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大规模密集爆发,一时间成为了社会及公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公民的参与未能实现制度化和有序化,因此,从当前社会背景及制度等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通过保障公民环境权利、完善环保参与制度以及发展环保社会组织等方式,实现公民环保参与的有序化和制度化。     

当代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类型分析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参与主体依据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根据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涵义，当代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可划分为：民意表达类型、民意代表类型、政治协调类型、村民自治类型四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