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权利实现与基层治理创新

治理的本质是实现权利。以权利为媒介,大数据与治理形成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干预并驱动了基层治理的创新。依循"合作+冲突"的基本逻辑,按照权利的合作、权力的冲突、权利联合权力的三种途径,大数据从价值、技术和资源等三个维度,驱动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其中,权利合作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权力冲突表现为制衡与监察,"合作"权利与"冲突"权力的合作则正在成为一项基本选择。而要提升大数据驱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效率,需要推动基层政务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完善大数据治理的配套法律法规,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群体。     

权力话语与话语权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构与转型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在意识形态政治实践中潜隐政治权力运作展现出来的意识形态言语符号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在意识形态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话语影响力、吸引力和控制力,包括理论话语主导权、学科话语引领权、工作话语管控权。随着社会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转型,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遭遇理论话语"主导权弱化"、学术话语"引导权式微"、实践话语"管控权失落"等困境。实现由思想政治教育权力话语向话语权力的转换策略有:第一,工具性功能话语转化为价值性话语引领,实现理论话语主导;第二,文件话语应用向学术话语生长,实现学科话语引领;第三,政治性话语关注向公共性话语转型,实现工作话语管控。     

从权利替代与边界微调到回归本质:我国“劳动三权”的发展目标与路径选择

"劳动三权"作为市场经济下的必然产物,是调整集体劳动关系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劳动者对"劳动三权"的诉求不断在发展,但由于诸多原因,国家对此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主要通过权利替代和权利边界微调两种方式来应对这一诉求。从实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随着我国劳动关系调整从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的转型,社会对"劳动三权"的诉求愈发强烈。要想发挥"劳动三权"的基本功能,目标上,"劳动三权"应尽快回归其基本属性和特有的运行机制。路径上要实现三个回归,即工会行政化向社会化回归;集体协商向集体谈判回归;停工、怠工向罢工回归。     

权利与权力视域中的网络话语权

网络话语是一个虚拟和现实交相呼应的空间环境中的话语传播模式,是社会大众表达利益诉求和彰显自身权利,并在排斥异己语言和扩散自己话语体系过程中,形成对某一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支配与控制权力。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彰显是网络话语权的最基本构成和最典型特色。当下网络话语权存在网络话语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双向失衡的严重问题。引导网络舆论,疏导网络舆情,必须在畅通与监管网络话语权利、约束与规范网络话语权力中,构建网络话语权。     

构建中国特色权力制约监督理论体系——“新三权论:功能性分权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

寻求适用于中国体制情境的分权理论,是推动权力法治化建设的关键。2018年10月14日,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举办"新三权论:功能性分权理论研讨会",对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权力制约监督理论体系展开深入研讨。立足于当前分权理论的本土化诉求,与会学者就"新三权论",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功能性分权思路,进行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辨析,并着力探讨了该分权理论的体系化建设路径。分权原理是普遍的,但分权形式可以多样化。区别于西方立法、行政、司法三分的控权思路,功能性分权是植根于中国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的理论探索。功能性分权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有助于形成中国权力制约监督理论的本土话语。     

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纵向一体化”倾向的逻辑——权力关系的视角

与企业经营类似,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纵向一体化"现象。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对于政府职能定位、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创新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纵向一体化"有利于政府节约交易成本,掌控风险,维护自身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伴随政府膨胀的往往是社会自我服务能力的萎缩与活力的退化,权力意味着在规则制定中的主动地位,但是也取决于社会对规则的接受和满意程度。权力不仅来源于对服务、技术、信息及资源的垄断和控制,还在于有影响力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塑造。政府应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与社会组织协商建构双赢的交易规则,有效供给公共服务,避免权力失灵。     

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观与当代中国

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国家权力具有的两重性,正确而又谨慎地对待国家权力.它是个"法宝",就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它可能产生"祸害",就要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论权力的分解及其结构的重建--兼论市场经济与分权的关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权力结构的发展趋势是由集中走向分解,由垄断走向分享.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表现为利益的社会物质财富是权力(包括权利)的基本内核,权力是利益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其更为直观的原因是分权的价值功能对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满足.分权的模式有三种观念上的分权--市民社会的构建;纵向分权--地方分权;横向分权--职能分权.     

“腐败”的政治哲学分析与廉洁政治的路径探索

腐败的发生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和腐败机会三个要素:主观条件在于人性的不完美,客观条件在于(民众)权利向(国家)权力让渡的必要性,腐败机会使腐败由潜在可能变为现实。对于腐败的防治也需从这三个方面着手:主观因素上,构建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个人伦理,并通过"职业责任伦理"将对自我与他者两种责任伦理连接起来;客观因素上,从权力伦理与权力结构两方面对公权力进行规制,通过"权力为权利服务"理念表明权力的工具性地位;机会因素上,杜绝权力介入利益关系的机会,通过"零容忍"和"严惩处"加大腐败成本,设计具有追溯机制和预防机制的良性制度,创造廉洁的社会氛围。     

行政公诉权本质探究

行政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认为行政主体损害或危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违法行为，在无人起诉或当事人无法起诉等情况下，代表国家将该行为（包括作为或不作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权利的一种诉讼权力。界定行政公诉权的实质就是对行政公诉权的本质特征、基本内容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行政公诉权价值功能的准确把握。可以说，不论是行政公诉权理论基础，还是行政公诉权制度建构等问题，均有赖于行政公诉权概念的科学界定。     

自媒体时代社会话语生态变迁:生成模式、主体形式与权力结构

自媒体带来的技术赋权打破了信息资源和话语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普通个人的信息崛起和话语平权,让"信息社会化"的技术民主变得可能,信息资源开始呈现出泛社会化趋势。自媒体在激活普通个人话语能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话语生态的变迁。自媒体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话语生产模式、话语主体形式和话语权力结构。传统的"瀑布型"话语生成模式正逐渐让位于"蒸腾型"的话语生成模式,"组织化"的权力主体形式正在向"个体化"的权力主体形式转移,"群言堂"的话语权力结构正在逐渐取代"一言堂"的话语权力结构。可以说,自媒体正在潜移默化地形塑一种全新的社会话语生态。     

论我国互联网信息传播权的构建

互联网信息传播权是指一定社会主体依法利用互联网平台交流信息和自由传播信息的权利。具体而言,互联网信息传播权的权利内容包括信息上传权、信息浏览权、信息转发权、信息评论权、信息下载权与信息删除权等。互联网信息传播权是表达自由这一基本人权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表现形式。     

论控制公共权力的四条路径

公共权力的"悖论"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控制与约束,近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就是围绕着限制与约束公共权力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公共权力的控制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宏观的控权架构与微观的控权设计,这两个层次的控权,实际上可以细分为四条途径,即道德控权、政治控权、法律控权与责任控权。     

规则平等与实质平等

关于平等,众所周知的一个共识是:它绝不是指完全相等和平均主义,而首先或主要是指社会基本规则的普适性,即人们在社会基本规则面前具有无例外的机会和权利。今天,作为政治领域的规则平等问题已经解决,并在各民主国家的宪法中得以体现,从而使得人们能够平等享有最基本的自由权利。但是仅有规则平等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在实质上实现了平等。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中不仅提出了人们应普遍享有最基本的平等的自由权利,提出了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而且在差别原则中规定,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有利于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根源探析——马克思论国家权力的为恶倾向及其制约

根据马克思的国家权力理论,国家权力具有阶级统治的本质属性,而且这种属性使国家权力具备了三种为恶倾向:一是暴力倾向;二是异化倾向;三是垄断倾向。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根源于其内含的这三种为恶倾向。要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要制约国家权力这些为恶倾向,也即让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将生产全部集中到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并逐渐将国家政权归还给人民、归还给社会有机体。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反思

社会分配是一个复杂的和动态的政治过程,分配对象包括了多种多样的物质资源和精神价值。价值分配是价值分配体系运作的结果,其中公共权力是影响分配结果的关键变量。从公共权力的角度来看,价值分配体系主要由三个层次的规则构成,即宏观的"分配权力的规则"、中观的"分配价值资源的规则"和微观的"分配的规则",三者之间的关系受到不平等规律、单向决定规律和离散规律的支配。根据分配主体的不同,价值分配体系可以分为市场分配、政府分配和社会分配三种途径,其分配对象、运行机制、价值准则等各不相同,但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超越"就收入谈收入"的简单思维,充分认识到公共权力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建立有利于实现公平分配的价值分配体系,强化政府再分配的责任、改进市场分配的机制和增加社会分配的比重。     

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和规范改革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和规范改革,一要坚持规则至上,引领改革方向,使改革与规则深度互动,相向而行,牢固确立规则至上的理念和思维,确保规则的到位跟进;二要坚持权利本位,平衡改革利益,将权利本位作为划分权利与义务的根基,作为界定合法与非法的依据,并使其成为人权保障的具体体现;三要坚持权力控制,保障改革进程,将权力控制作为惩罚越权行为的法宝,切实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及"法定职责必须为";四要坚持程序优先,规范改革程序,程序优先是协调利益的实现方式,是保障改革秩序的基本方式,体现在对司法程序的尊重。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业主维权与城市政治

政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政治学的研究应有两个基本维度,即政治国家或政治制度的维度和日常社会生活的维度。新世纪以来,城市社会不断发生的"业主维权行动",为日常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微观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在日常社会生活视野下,"业主维权行动"既是形成身份认同的社会行动,也是从利益诉求到主张权利进而自主创制规则的公民政治行动。业主组织与资本组织和行政组织,围绕利益、权利、规则而建立起的复杂博弈关系及表现出的内在延展逻辑,证明着政治的原点可能不是别的什么,乃是日常社会生活的自然延伸。     

以同居权为视角:看“婚内强奸”

婚内是否存在"强奸"争论已久,该争论的焦点在于婚姻关系中存在同居权,即夫妻双方享有性生活权利。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既是一种权利,又何来"强奸"之说。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持肯定意见,认为即便夫妻双方享有性生活权利,但也应当尊重任意一方的性自主权。该问题的本质是同居权与性自主权的冲突,这是人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预防权力腐败的价值和路径创新:防止利益冲突

本文所说的利益冲突,是指发生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公私利益冲突行为,它频发于权力与利益的共同界域,主要由于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相互作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相互交融所形成。公共性、正义性、制约性是防止利益冲突的权力基本价值。当代中国防止利益冲突的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主要在于:基于存量政治资源,适当输入增量政治资源,建立以法制权、以权制权、以民制权、以德制权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