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动因、模式及未来路径选择

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它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推进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改革构想和实践模式主要集中于街道层级的调整和社区组织原则的改变,对既有实践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后发现,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在街道层面的重点应是服务流程科学化,在社区层面的核心应是为社区居民搭建畅通广泛的参与渠道和平台.未来路径选择中,为保证行政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和自治职能在区政府——街道办——社区之间形成最优定位,必须对政府参与与社区自治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进行厘定.     

“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从中国大城市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看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下)——以北京市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二)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机构设置及组织图1.关于街道新组织图的几个新机构的职能及组织关系的说明(见图2)(1)地区党建联席会(协会)。非常设机构,由辖区各单位负责社区党建的副书记组成。其职能是:制定辖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参加社区建设的计划,各单位分工并承担相应任务,动员各单位党组织对社区建设提供各种资源支持,并组织各单位党组织交流社区党建经验。市、区党委应制定“社区党建联席会(协会)条例,”以明确该组织的性质、职责、权利及行为规范。(2)街道地区管理委员会。“报告”指出,地区管理委员会是街道主持的辖区的行政事务组织协调机…     

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探析

城市社区党组织是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是党在城市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提升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应有之义、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客观要求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当前,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受到社区党组织组织能力弱化、动员能力弱化和贯彻能力弱化等因素的制约。为此,从组织内部来看,社区党组织应该加强对社区党员的教育与管理,创新社区党组织结构,强化社区党组织功能;从组织外部来看,社区党组织应该通过组织嵌入、理念引领和活动凝聚等方式,整合社区多方力量,全面提升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     

政府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综述

城市基层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最直接的场所,它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环节,也关系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事务增多,社会风险高发,城市基层也成了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堆积的主要场所。显然,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已无法适应这些特殊要求。本文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城市社区作为切入点,从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对政府基层治理的相关内容作一综述,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提高市民参政素质

随着我国单位社会制解体,原单位的各项非经营职能转向社会,迫切要求加强城市社区建设,以承担各单位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整合城市基层各组织与成员,重建城市基层管理体系。     

行政力与自治力之契合——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创新思路

网格化管理作为行政力量应对碎片化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举措,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持久性不强、运行成本高、抑制社区自治、全能网格等问题,导致这种行政管控型体制难以与社区自治力量有效衔接。面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形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在于推动社区自主建设,促进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型,加快服务职能向专业性服务组织转移,充分满足居民的服务需求,实现行政力与自治力的精准对接。     

城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争论与思考——基于撤销街道办事处试验的多案例研究

在城市社区建设中,一种观点认为街道办事处妨碍了居民自治,为实现城市善治有必要撤销街道办事处,由政府部门直接面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事实上我国城市街道辖区人口规模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任务重,有必要设置综合性派出机构,承担政府交办事项;同时建立协调机制,促使相关部门携手提供公共服务.街道办事处引入PPP运作机制,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也有利于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和关键环节.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解决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责权限和功能定位,最终把政府职能转移到加强宏观调控、搞好市场监管、加强社会管理和强化公共服务的轨道上来.转变政府职能要做到:认真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强化市场监管,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立足公共服务,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建立科学决策机制,推进政府管理方式创新;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统筹各类机构的设置,增强党和国家活力.     

治理视野中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问题、悖论与出路

大国治理的基石在基层。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各地陆续进行城市基层管理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在范畴上,基层管理被狭隘地界定在社区层面;在结构上,存在"强政府弱社会、党的作用未摆正"的误区;在机制上,存在"社会管理行政化"和"服务外包简单化"的局限。由于理论预设与现实环境的非对称性,城市基层管理凸显出"主观减负与长期增压、小政府主张与弱社会现实、赋权社会与权力回旋"等三重悖论。总体而言,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凸显出"问题导向"的特征,未触及治理的根本,特别是在社会赋权方面缺乏战略布局。未来改革的出路在于:跳出社区谈基层,做好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衔接;培育社会力量、摆正政党位置,完善基层管理的结构;正视赋权社会,推动城市基层管理社会化。     

社区党建——城市党建工作的新课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管理职能不断转换,企业社会职能逐渐剥离,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越来越多地“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而进入社区,从而使社区在加强城市管理、服务市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之,社区党建作为党建工作中的一个崭新课题,目益突出地摆在了城市各级党组织的面前。形势和任务所谓社区,实质上是区域性社会。社区党建,就是在街道辖区内,以街道党委为核心,居民区党组织为基础,社区全体党员为主体,社区内各类基层党组织共同参与、形成合力的区域性党建工作…     

关于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为达到上面的要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上海基层网格化管理模式分析——以X街道为例

正网格化管理是一种基于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依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若干单元网格,并通过对网格内部部件和事件的巡查,构建监督和处置相互分离的管理形式。网格化管理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格局,全面整合治理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当前网格化管理深入基层,尤其是街道、社区等各类城市管理问题的前沿。街道作为基层行政单元,位于科层体系末梢和城市综合     

我国政府垂直管理的现状、困境与思考

垂直管理由于其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平衡分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职能，从而在我国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矛盾重重，垂直管理混乱。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保障机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农村社区体制改革模式:比较与进路

农村社区体制改革是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构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选择,其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理顺乡村社区治理主体间权利关系,推进农村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化,使农村社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体制改革中创造的村落自组织模式、村社合一模式、村企主导模式、联村建社模式既取得了绩效但也存在限度,其进路是社区事务分类治理。社区事务分类治理要以农民需求为取向、以事务分类为起点、以职能整合为基础、以组织重构为载体、以权利调整为核心、以机制创新为关键、以制度设置为纽带、以技术创新为条件。     

浅议城市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力系统——结合H市Y区Y街道办事处的个案分析

街道办事处作为实然的城市基层政府是城市政府职能的一线承担者，它的职能转变受到诸多因素或力量的影响。其中既有诸如上级政府的行政强制力、自身对职能转变需要的认知等内生性动力，又有像经济体制的转轨、来自社区的推动等外源性动力；而来自于区政府职能部门的阻力、街道自身能力的不足以及行政对象的复杂性等却构成了街道办事处职能转变的内生和外源性阻力。这些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力量以特定的组合、作用方式建构了城市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力系统。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瓶颈与路径选择——以北京“鲁谷模式”为例

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管理体制架构中的重要一环,其制度规定和实际职能在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中面临着改革。北京鲁谷社区在街道层面进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由街道制变为社区制。然而,此项改革却在实践过程中面临发展瓶颈。鉴于此,有必要提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