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研究范式辨正

民间法研究作为法学研究的新兴领域,近年来获得了长足进展。但是,民间法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学科尚且缺乏最为重要的架构:当下的民间法学科领域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总体性研究范式。民间法研究范式阙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范式意识的缺位和对范式概念认识的混乱。因此,阐明民间法研究范式的概念与内涵,对于民间法研究范式的确立与促进学科规训都将意义明显。     

实然与应然：法治回归生活世界的两个向度——基于对民间法的认识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视角

法治回归生活世界是法治建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归宿.用生活世界的两种不同意义,即经验实在的现实生活世界和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来认识国家法与民间法,法治回归生活世界就包括实然和应然两个向度,前者指向的是民间法,后者指向的是国家法,国家法所侧重的是应然性,民间法所侧重的是实然性,二者在法治建构有其各自的功能及局限.当前,法治实践在应然的层面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而对于归宿性的回归则刚刚起步的现实情况,需要给予实然向度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近年来,作为非正式规范的民间法类型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种非正式规范的研究反衬出对正统国家法的考量。民间法和国家法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规范知识系统,虽然是处在国家法的强势遮蔽下,但民间法从来都不是无可作为的。它根植于一个情理而非法理的社会之中,在这个“情理社会”里,维系人们的往往是充满人情味的鲜活的传统、伦常和礼俗,民间法正是以这些传统的规范力量与国家法形成博弈。如何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形成沟通与契合,是中国法治话语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在我国关于民间法的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学科性思维,不如说是一种法学研究进路的展开,对提升我国的法学研究的层次水平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人曾追问什么是中国法学?中国法学对世界有什么贡献?靠理论和制度移植“发达”起来的当代中国法学自然无法回答这些提问。原因是我们至今尚未形成自己的法学理论产品,自然很难对世界有所贡献。藉着民间法研究这一进路,也许会对开拓我国整体法学研究有所启示,我们可以从中预期中国法学的未来景象,那就是用根植于中国本土社会的法学流派理论贡献给世界。本刊开辟“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并邀请著名法学家谢晖教授做专栏主持人。意图在于提供一块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理论探讨的平台,荟萃这方面精深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尽应尽之责。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这是“民间法.民族习惯法”这个专栏开办的第三个年头。这些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渐渐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主题之一。但正如我以往在多个场合所谈到过的,目前这一研究的瓶颈在于一方面,如何将民间法的研究与国家法的运作相关联作为所谓“非正式制度”,民间法既是国家法得以产     

中国基层农村社会中的法治结构分析--从中国农村的乡土性看民间法的法治意义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作的一种概括.乡土社会中的法治结构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治二元结构.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在法治二元结构中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在重视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民间法的法治意义,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发展模式.     

转型时期中国民间信仰空间的构建—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民间信仰再度出现繁荣复兴的现象,突出表现为信仰空间的扩大与构建。这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背景下,研究民间信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研究民间信仰不可绕过的核心问题,在对由信仰而产生的权力关系、行动实践与结构机制等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信仰空间再造这一“传统复兴”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呈现出互相妥协的新特征。     

民间法的话语悖论--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

民间法话语存在法律外观和道德本质的悖论、法效力来源上的国家性与地方性的悖论、事实上的个别主义和价值上的普遍主义的悖论、历史经验实存性和理想价值追求性的悖论.话语悖论的产生源于话语情境的对立,现代化范式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情境,而本土化范式则着眼于乡土社会的话语情境,但是中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中,只要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我们才能树立对民间法不为偏颇的态度.同时,对由于范式对立而产生的话语悖论的解释,在研究中必须反对一切范式霸权和二元思维.     

试论中国有组织犯罪的演变及其成因

根据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形态及特征 ,中国有组织犯罪按时间序列可分为三个阶段。作为观照社会问题的一类研究范式 ,“国家———社会”这一范式对于探讨有组织犯罪的演变及成因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中国有组织犯罪的不同发展时期相对应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而这些特点也是有组织犯罪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社会治理体系的民间法建构

在社会治理的新阶段,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此时需要民间法的参与.民间法不仅是一种构成社会治理静态规范体系的制度资源,而且是一种构成社会治理动态运行体系的治理资源.权利秩序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治理的动态运行体系的关键环节,民间法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法依赖其内部所具有的主体要素、权利要素、规范要素、反馈要素,既能促进权利秩序的生成,也能支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     

现代社会民间法存在的合理性

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多元化。在法律领域,我们不能说国家法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但是它所能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所能涵盖的社会内容毕竟是有限的、片面的,需要不同层次、具有不同效力的规则来调整不同的社会关系,以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与社会主体的需求。这就必然为民间法提供了存在的空间。民间法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     

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吗？

礼与法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说,二者之间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费孝通先生把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但由于他是在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使用“礼”这一概念,因此他的“礼治社会”也就相应地具备了双重的含义无法的社会和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我们在把握费老的“礼治社会”时,应该把它正确理解为是主要依靠传统来应对生活需要的社会,而不是可以完全不需要借助法律来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     

法律多元格局中的国家法与非国家法

国家法与非国家法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国家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弥补民间法调 整方法的不足而出现的规则。非国家法属于人类学家所讲的"小传统",属于大众文化;而国家法则属于相对应 的"大传统",属于精英文化。国家法是民间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一点上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 融合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还是要以国家制定法为价值主导,但绝不是将其强行推进到民间社会,而是 强调二者的互动,即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既以非国家法补充国家法,又用国家法整合非国家法, 二者共同起作用,致力于现代化法制建设实践。     

变迁中的民间社会及民间法之命运

民间社会是一个以地域和权利为纽带,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运行逻辑和规则的自治体,民间法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虽然它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受到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影响,但它是在国家法以外自发生成的规则体系,是民众自己而不是国家机关意志的外化形式,它出自“民间”,反应现代民间社会的需求。从现代民间社会自身的建设看,必须依照现代市场规则的要求整合民间法资源;民间法还应当建立起向国家法主动输送制定法“半成品”的机制。     

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再审视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是重新审视西方法治思想及其理论涌动的一把钥匙。在审视了古希腊时代、启蒙时代和当代的法治思想之后,以这一视角同样可以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及其时代价值进行反思。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今天,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人的法观念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更新,但这种更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总有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论辩,既得利集团与人民大众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我们应当坚持批判传统法文化中与社会悖离的旧观念,坚持并发扬其价值内涵的合理成分。     

浅论构建“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次较大的调整。我们应当构建一个“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并从塑造强势文化、转变政府职能与培育社会民间组织、建设法治社会等方面入手。     

闽南普度民俗信仰研究

闽南地区的普度民俗信仰是在＂普度众生＂这个广泛的意义中的一个狭隘理解,即施舍、安抚、讨好甚至贿赂孤魂野鬼,以期确保百姓安居,社会稳定。每年的农历七月,闽南民间都要举行多次的祭祀活动,人们习惯于将其称为＂中元普度＂。＂中元普度＂作为闽南地区独具特色的民俗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都体现了闽南民俗既来源于中原文化又保留其闽南本土文化的特点。探讨闽南普度的历史文化渊源,分析闽南普度的现代表现模式,总结闽南普度民俗信仰的社会功能和研究意义,对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法律障碍及解围的制度路径——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例

鉴于主流的经济法既往研究过于倚重价值论范式及其所造成的对经济法实践操作能力的消极影响,本文立足于转型中围社会的“共时性”背景,选定其中一个非常具有社会影响和法律分析价值的农村民间金融个案一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依循严格的法条主义的实证分析范式,探究了“三农”转型背景下农村民间金融所面临的司法制度困境。其深意在于通过对分别代表私法（民法）和公法（刑法、行政法）两种立场的控、辩双方论证思路的分析实证检视,尝试性地思考与回答了经济法对于类似制度困境的有效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