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寻求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调适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为考察对象，依据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和效果的不同，可以总结出治理信息数字化—政务流程数字化—运行形态数字化的纵向动态演化链。建构“技术—制度”协同调适的分析进路，发现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演化阶段，呈现出“技术嵌入—制度吸纳”的互嵌逻辑、“技术驱动—制度规范”的融合逻辑和“技术变革—制度重塑”的共生逻辑。面向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应避免陷入过度依赖技术的泥淖，注重发挥数字技术与制度机制的协同创新作用。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国家数据局成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当前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公共组织数字化改革的新焦点。通过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选择成立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组织,形成包括战略领导层、协调管理层和业务执行层等三级政府首席数据官体系,并配合设立团队式、专家型等组织模式;在职能配置方面,政府首席数据官通常具备“治数”“统数”“用数”“监数”等四项核心职能,扮演数据战略领导者、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开发赋能者、数据安全监管者等数字治理角色;在任职特征方面,现任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学历水平与年龄分布较为合理,不过具备与数字化相关的学科背景与履职经历的领导干部数量占比不高。当前,地方政府依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制度效能初显。然而,制度运行中仍存在诸如政府首席数据官领导权威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按照“结构—...     

以数字政府建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数字时代治理模式迭代的科技驱动力。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数字政府已经超越单一领域发展阶段，迈入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发展阶段。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数字治理生态逐渐形成，成为驱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各个子系统依存发展、协同演化的基础性机制。数字技术对政府、个人和社会发挥赋能、赋权、赋智等重要效应。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职能体系、打造公平普惠的服务体系、完善全链安全的保障体系、构建包容协同的生态体系，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     

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权力博弈、互动机制与现实局限

在地方治理的框架中,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是两种并存的不同治理主体,也是两种相互依赖的权力和利益主体.转型时期,民商商会的兴起及与民间商会发展相关的地方政府改革主要体现为部分公共权力从政府部门向民间商会的转移,而权力转移本身是双向的,即一方的权力让渡,相对应于另一方面的权力接受,权力让渡和接受的动力却在于隐藏于权力背后的利益驱动.对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分析表明,如果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会分别成为两个平等竞争的不同治理主体,它们之间形成了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治理中的合作、协调关系,并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那么在博弈理论中,就实现了合作博弈均衡;而在治理理论中,则实现了统治向治理的转型.由于现实局限,我国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仍然处于要权与放权的博弈进程之中,这种权力的博弈尚未达到与治理对应的权力配置形式和权力运作方式,因而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互嵌互构赋能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广州市S街道的分析

“流入易融入难”已成为城市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互嵌互构为强化基层政府与流动人口的联结，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提供了平台和载体支持。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通过主体、行动和功能互嵌加强了组织间的连带关系，各类行动子群的内聚性得到提高。中心行动子群及其关系网络相互构建，细化了社区融合治理网络，扩大了流动人口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增强了组织支持力度，促进流动人口全面融入。基层政府应通过强化嵌入式治理，加强党建带群建，完善组织间互嵌互构协作机制，嵌入数字化技术方法，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等方式推动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区融合治理，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在“关注”与“应付”之间:注意力分配视角下的基层政府回应逻辑北大核心

回应性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属性,解析政府回应的运作逻辑是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增进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基层政府回应行为经常处于“关注”与“应付”之间,注意力分配视角对此提供了有力解释。基层政府遵循权威、利益、避责相结合的注意力分配逻辑,并与上级注意力、官员注意力、媒体注意力、群众注意力交织互动,由此形成注意力分配互塑机制。在此逻辑与机制的作用下,基层政府呈现了特征鲜明且治理效果各异的四种回应模式,即运动型回应、应对型回应、自主型回应、常规型回应。基层政府应以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作为回应基准,合理运用注意力分配的逻辑与机制,更加注重回应强度的权责一致、回应内容的匹配有效、回应速度的及时合理。     

村干部的角色类型与村民自治实践困境——基于上海、珠三角、浙江三地农村的考察

厘清村干部角色特征是认识村民自治制度实践状况的切入口。村干部角色实践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存在很大差异,至少形成政府代理人、村庄当家人和经营者三种村干部角色类型,表现为行政主导型、社会主导型、个人主导型三种村级治理模式。村干部不同的权力取得方式和利益实现方式是村干部角色类型的重要型构机制。村干部角色的特定偏向使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不同面向的实践异化,造成国家、村庄以及个人三者利益的失衡,由此构建的是一个不均衡的利益分配秩序和治理秩序。针对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不同问题,地方政府应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使村民自治回归其本义。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路径探析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新时代要求、信息化数字化发展需要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以数字治理为核心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也面临诸多困难，包括治理主体与群众需求无法有效对接、信息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数据管理统辖能力较弱、数字政府协同发展能力不足等。因此，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需在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构建政府数据信息安全规范体系、健全多元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作出努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人工智能赋能政府治理转型的逻辑、边界与路径——从数字治理到智慧治理的场景转换

人工智能技术变革赋能政府治理转型，为政府治理从数字治理走向智慧治理提供机遇和支撑。人工智能赋能政府治理转型，遵循情境转换、理念嬗变、技术创新、功能转化、机制完善和价值实现的逻辑机理。面对人工智能赋能政府治理转型可能带来的挑战和风险，需要从技术应用、决策辅助、数据安全、民主参与和价值实现层面厘清赋能边界，坚持技术祛魅与技术化归相结合，强化智能决策与人类决策相融合，注重数据运作与规范管理相配合，突出政府主导与民主参与相适应，实现多元价值与统一规范相协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规范应用助力政府智慧治理的实现。     

赋能与重塑：数字经济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

现代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推动新兴业态的出现,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对传统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极大冲击,推动着政府治理变革。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为数字经济时代政府治理提供了"技术赋能—价值重塑—治理变革"的理论逻辑。数字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新要素和新市场特征是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载体,推动了政府治理手段革新和流程再造。数字技术的强制嵌入与固有治理理念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向"服务思维""跨界思维""开放合作思维"转变,从而实现从治理工具到治理理念的深层次革新,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要求,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官僚主义”：表现形式、生成逻辑和治理路径

“数字官僚主义”是指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在工作任务布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督查考核和群众日常事务办理等环节上呈现出的完全僵化和教条地依靠数字政府管理系统、政务新媒体等来推动党政管理和国家治理工作的官僚主义做法。“数字官僚主义”的出现，是近年来技术治理导向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日渐凸显、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纵向政府间的层层加码和横向政府间的激烈竞争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数字官僚主义”的治理，需要从认真区分政务服务手段创新与“数字官僚主义”做法、树立重工作实绩轻电子痕迹的政府绩效评价导向、坚持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与线下办理有机结合、稳妥推进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来推动。     

制度创新：东北三省区域政府合作的突破口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如何加强区域政府合作，是区域政府间面临的共同问题。东北三省政府间合作面临着产业同构、地方之间的经济差距与不平衡发展、地方政府合作不可预期性以及契约精神在政府层面的缺失等问题。因此，应以建立区域合作协商机制、区域合作规则机制、区域政府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等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来推进东北三省区域政府合作。     

技术重塑治理关系与数字治理“内卷化”——以“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

目前,推动来自数据资源的技术驱动与政府行政体系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数字治理对民众和政府具有双向赋能意义,但需要有效协同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之间的关系、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困境。以A市“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数字治理的“内卷化”生发于数字信息在行政体制内运行的不同阶段。在诉求信息输入阶段,信息传播的跨时空性使群众从逐级传递变为直接面对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实现对诉求处理全流程的监督和考核,形塑了去中间化治理主体关系,导致治理内容、数量和成本不断增长,同时基层政府自主治理的空间减少。在诉求信息筛选阶段,现实诉求以简化和标准化的信息形式在热线数字系统中闭环流转,治理实践中诉求解决的情境关系出现脱域。原先可以在治理情境中被识别的不合理诉求和反复提交的诉求,伪装成单一诉求从而突破原有治理结构的抑制,挤占了大量的治理注意力和治理资源,破坏原有的治理传统与治理规则,造成“无理”诉求工单在热线系统中的空转。在诉求信息处理或执行阶段,受到科层压力与信息传递的乘数效应影响,诉求治理的责任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由于压力过载产生目标...     

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困局与出路

生态型政府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面临诸多困局,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失衡,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与生态发展的冲突,经济转型升级的体制性问题制约等,因此,要加快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必须将生态治理纳入政府核心职能范畴,加大污染治理与防控力度;优化地方治理模式,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型生态治理格局;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形成生态治理的整合效应。     

基于公共价值的城市数字治理: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在治理主体定位、体制机制设计及治理效能上都有明显不同于传统治理的特征,实践中也面临着政府治理体制数字化转型难、民生服务数字化升级难和治理成效数字化评估难等困境。以公共价值理论为切入点,寻求数字治理本质与公共价值创造的内涵契合,立足数字政府、数字社会以及数字公民三个维度构建数字治理的公共价值生产—整合—表达的逻辑框架,通过提升政府政务服务数字化效能、丰富数字化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以及开展数字化治理人文反思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路径,能够丰富数字时代的治理理论内涵,进而推动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的实践探索。     

略论中国治理转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治理关系的研究在目前社会转型时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伴随经济社套转型,现有的政治治理面临一系列困境,特则是现有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和制度约束.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改革地方政府现有的激励模式和制度约束将是改善中国国家治理的不可缺少的途径.需要在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建立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中央--地方在财政收支上的责任匹配等方面进一步改革.     

农村社区管理的模式、价值取向和道路选择简

国家、市场与地方文化传统在村庄场域内的互动，形塑了不同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根据农民性、组织性、效率性和秩序性四原则，划分了六类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分别是强集体主导型、弱集体主导型、能人主导型、传统社会组织主导型、新型社会组织主导型和市场类企业主导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的价值取向包括：实现对农户特别是小农户服务，农村社区秩序和社区内部平衡，结果和过程并重等。为此，农村社区管理要充分继承已有的组织和制度遗产；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村基层建设投入，积极培育并完善新型农村社会组织，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加大国家对农村反哺力度。     

为何转变发展方式如此困难?——基于大国地方政府治理的视角

内外部约束的变化要求中国转变发展方式。鉴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因此,要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要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大国的独特特征和历史决定了中国要实行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治理模式。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下,中国在过去30年里成功缔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然而,这种治理也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使得许多地方"重经济、轻民生""重资本、轻劳动""重城市、轻农村""重本土(市场)、轻外地(市场)",并由此导致高投入、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结果。因此,必须以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作为中心和重点来促进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学:基于"控制-嵌入-规范"框架的分析

府际结构、政社关系与行政文化是理解地方政府创新的关键变量,并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控制-嵌入-规范"框架。基于此框架,区分了三种典型的地方政府创新模式:中央主导型创新、地方回应型创新和地方自发型创新,并对三种地方政府创新的特征、优势及局限等进行了对比。创新类型的差异实则是地方政府创新核心机制和关键变量的区别。分析表明,控制、嵌入和规范机制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逻辑有较强的解释力。而该类型学划分在理论上部分回应了当前有关中国地方治理模式的讨论,在经验上为进一步通过地方政府创新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政府角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无论是过去30年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效应,还是现行的政治行政体制框架,都决定了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都是政府角色及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为此,就必须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积极推进＂生态型政府＂的建设,推进地方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充分发挥政府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努力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源整合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