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识别

财政分权是解读和识别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视角。目前已有大量理论研究表明中国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分权状况与当地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前者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为实现上下级政府间的充分合作和国家的有效治理而采取的一种政府治理手段,这种治理手段与其伴生的地方政府一系列的行为反应交织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此外,也不乏以财政分权作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代理变量来解释不同地区政府治理绩效差异的实证研究,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识别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资料。但是,已有研究在财政分权测量方法上的分歧导致其结论难以统一。实证研究表明,财政自主度和支出比率分权才是分别测量一省省级政府自主程度和其向下分权状况的最优方法。在此基础上的聚类分析和偏相关分析则可以初步展现出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级政府三者间的权力分配状况以及不同省份的政府治理模式。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研究

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特征,导致了政府间事权下移、财权上收,使得地方政府收支非均衡,进而引发了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恶性税收竞争加剧和转移支付的低效率。下一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应该首先构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运行机制,其次是设计中长期改革战略,最后按照一级政府事权的不同层次对财力与事权匹配进行模式再造。     

由“集权公共性”到“分权公共性”:基层政府现代公共性的构建——基于苏州市X区政府公共服务的调研

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公共性仍然是传统"集权公共性"的延续,而所要构建的现代公共性一定是一种"分权公共性"。政府"集权公共性"的弊端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显露无遗。以苏州市X区政府为例,"大政府"大包大揽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造成了公共服务低层次的均等化;财政经费短缺及人力不足;购买公共服务力度较低;以及即使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民众获得感仍然很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将政府传统"集权公共性"转变为现代"分权公共性"。构建基层政府现代"分权公共性"的具体路径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强政府,大社会";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促进其承接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提供;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提升民众的获得感。     

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兵团团场治理及角色定位

兵团团场是兵团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履行屯垦戍边的主体。团场作为我国地方治理的特殊组成部分,既有一般国家基层政权组织治理面临的问题,又有其自身治理面临的特殊问题。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用现代治理理念完善兵团模式,进行团场的治理和角色定位。既要切实把握国家赋予职能的有效性,又要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更要满足群众正当需求,进行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调整:全能型向有限型、管制型向服务型、集权型向分权型、权力命令型向法制法规型适当转变。围绕让群众满意的根本治理要求,根据团场实际情况,灵活适当组合或调整治理方式,保证团场辖区职工群众同步实现小康、享受现代社会文明,从而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目标。     

国家财政体制变迁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及其整体性治理

国家财政体制变迁既是"两个比重"危机直接推动的结果,也是地方财政缺口强化的结果。在行政性分权的"包干制"向经济性分权的"分税制"变迁过程中,作为行动者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包干制"阶段经常陷入讨价还价的拉锯战,而不断强化中央政府收入的"分税制"阶段则直接促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依赖行为,而且这一变迁过程还意外地引发了路径依赖型和政府创新型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从财政体制视角而言,加强转移支付制度的顶层设计、优化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以及促进项目运作过程的公开透明,是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整体性治理的重要路径选择。     

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府权力配置与运作

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是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国家治理理念体现了以公平为导向的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关系的交互性、治理模式的复合性、治理方式的科学性以及治理结果的有效性。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重新审视国家权力的分配,尤其是政府权力的配置与运作。政府面临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转变,甚至包括从治理主体到治理客体的转变。基于权力配置的政府职能转变应该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我们有必要探索政府权力架构及其合法性,梳理政府权力的来源与配置方式,并从行政权的内部分权制约、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配合,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分权合治层面等剖析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模式。     

地方治理的理论体系及中国的分析路径

地方治理是治理权威在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分化和扩散,以及在政府体系内部通过行政权力和责任的下放来增进地方(下级)政府的积极性、灵活性、回应性,其实质是治理权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多中心化和多层次化的变迁过程。理解地方治理可以从两种纬度去把握,即横向的多中心治理和政府间分权与治理。中国单一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地方治理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首要任务是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即中央向地方的权力下放和上下级政府间权力的合理配置,以启动和提升地方组织公共事物管理的参与能力。因此,以权力转移和权力配置为中心的分析模式,为分析中国的地方治理建构了基本的分析路径。     

地方政府整体性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基于广州市海珠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实证分析

面对日益凸显的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碎片化问题,"互联网+政务服务"为推进地方政府整体性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广州市海珠区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积极探索新型社会治理和政府公共服务模式,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高效便捷、为群众和企业办事提供了立体优质的政务服务环境。地方政府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要正确把握互联网技术与政务服务的手段—目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制度建设和部门协作,善用大数据,推动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变革,进而实现整体性治理。     

政府角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无论是过去30年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效应,还是现行的政治行政体制框架,都决定了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都是政府角色及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为此,就必须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积极推进＂生态型政府＂的建设,推进地方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充分发挥政府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努力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源整合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新模式。     

民生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庆创新

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指为了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政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旨归,对施政理念和价值取向重新定位,系统地对政策路径、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方法改革创新。重庆着眼于产业发展一体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建设大众化、人居环境生态化、政府管理民主化等开展民生导向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体现了创新性与继承性、系统性与针对性、科学性与民主性、超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重庆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具有明显的政治动因、体制动因、组织动因和经济动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一是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谋求民生幸福;二是中央政府要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和保障;三是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对我国地方政府转型具有示范意义。     

行政分权下的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几经调整，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财权与事权的统一性问题以及集权与分权的平衡性问题成为困扰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的关键性问题。为了使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改革走向规范化，克服权力不断收放的怪圈，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重构集权与分权的治理模式。     

中国互联网治理:目标、方式与特征

中国互联网治理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从目标逻辑上来说,中国互联网治理意在实行三重目标,包括积极发展互联网,推进现代化建设;依法保护社会公众互联网言论自由;互联网要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从方式手段上来说,中国互联网治理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治理方法,包括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从治理过程上说,中国互联网治理也呈现出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治理特征,包括联合型治理、学习型治理、冲击回应型治理,以及疏堵结合型治理.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与结构转型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压力型动员体制下的行政发包和统合治理机制为主要特征的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官僚制(科层制)断裂和分税制条件下治权残缺以及职能异化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阻碍着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要按照现代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合理配置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的平衡,特别是中央与县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平衡,建立县级整体性政府,弥合断裂和残缺的治理结构,以此提高县级政府的协同治理能力。同时,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实行行政性分权,从而增强县级政府治理的自主性和活力,推进县级政府治理结构转型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权威主义基层治理——以深圳罗湖“质量党建”为例

权威主义基层治理的特征:一方面是集权下的强势政府,即政府有强大的执政资源与治理能力,以权力集中和结构集中来控制和平衡权力分散和结构多元;另一方面是集权下的分权,即以民主化为方向的分权来适应社会多元化。但一个社会只要走向开放与市场经济,就会形成价值多元化和社会利益多元化,难以用一元化集权来取代社会多元化。因此,权威主义基层治理存在一个悖论:既要加强党政权力,提高管控和治理社会能力;又要适应市场经济多元、社会文化多元与思想多元的发展态势。所以,社会资源分散造成的权力分散进而导致的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扩大要求,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用一元来取代社会多元,乃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转型所面对的挑战和内在张力。     

民生政治视域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功能与对策

从政治学视角分析,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民生政治的实质,具有夯实政府行为合法性基础的功能.从政府行为角度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注重以下变革:治理理念从重效率到既重效率更重公平的变革,管理模式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变革,财政体制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到公共财政的变革,绩效评估从重经济GDP到重民生状况的变革,供给方式从包揽提供到公私伙伴关系(PPP)模式提供的变革.     

基于有效治理的地方民主发展之道——杭州“民主促民生”战略的政治学思考

杭州市的"民主促民生"战略,是以民主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在地方治理中以民生问题解决为导向,建立政府主导、公民参与、多元协作的治理结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治理的转型与优化。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背景下,杭州的实践开创了一条政治发展的"中国路径":增量民主与有效发展,通过社会建设为政治建设"造因",从社会民主与生活民主的途径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杭州实践为我国其它地区的地方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制度要求——现代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它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完成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这一战略性支撑载体,进而才有可能实现"国家有效治理、政府依法管理和社会有序参与"的三个社会目标。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需要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府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机制三个层面的结构性营造。政治权力要与民主权威相配,才能生成结构性营造的中轴性要素。否则缺乏权威的政治——行政系统就会失去对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也会缺失人民参与所形成的政治认同。     

国家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选择逻辑 ——以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为例

政策执行关系着国家治理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各种策略性博弈。现有研究多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分析政策执行偏差的类型及原因,对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行为关注与描述不足。作为政策执行互动博弈中的积极管控者,除了政策制定权外,中央政府在博弈中同时拥有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决定权。根据与地方政府间目标差异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中央政府会选择常规式治理、分权式治理、集权式治理、运动式治理等不同治理机制进行应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案例集中体现了中央政府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多样化选择逻辑。     

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治理模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基于浙江的个案研究

中国市场体系的发育过程,既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过程,也是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生活逻辑的演变过程,同时也必然是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市场化的改革既为地方治理模式变革创造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给这种变革探索建构了相当大的内部与外部压力.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在扩大公民制度性参与渠道,增强政府的服务性功能,强化地方公共政策的回应性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为我们理解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进程中地方治理模式的变迁,以及市场化改革同民主政治发展双向互动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新型常态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之道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典型模式,产生于国家治理的路径依赖逻辑和有限理性选择,处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之中且被不断形塑。通过解码运动式治理模式,我们发现其面临"三个正视,两个难以"的多维困境。因此,面对国家治理总目标的新要求,构建新型常态治理模式是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种模式的本质是依靠制度化的分权系统获得政治支持。只有着眼于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宏观环境优化目标,立足于开放参与政策体制的中观平台搭建过程,落实于地方治理创新的微观行动实践基础,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各项制度体系,促使国家制度建设定型化,才能最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