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和路径选择

新时代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有机叠加使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种更趋于融合型的社会建设思路，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清晰的现实逻辑。基于此，文章拟在“政党—政府—社会”视域下阐述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以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推动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有所裨益。     

实现党与社会关系转型的路径探析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伟大变革，为中国现代化铺平道路的同时为党理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界定党、国家和社会的边界问题提供了契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党的政策和举措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建构党与社会“治理一回应”关系模式虽然要求政党和社会的互动，但是最终取决于党。     

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经历了两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实现关系正常化到多领域合作，可谓“利益共同体”；第二次转向是基于共有利益，并将双方前途与命运联系在一起，可谓“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也是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助力器。然而，信任不足等现实因素成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挑战。对此，需突破固有思维，从观念入手，重视认同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以社会互动为框架，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建构与运作

随着文化实践形式在乡村的积累，文化治理逐渐以“体系”的形态内嵌于乡村社会生态环境中，对乡村治理起到整体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包括了文化子系统、领域间系统、环境总系统三层结构，各个结构分别联系着传统与现代、治理领域与国家治理体系、政府与社会，由此衍生出六种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三径赋权模式、内部优化模式、文化推力模式、文化拉力模式、内生环境营造模式以及外生环境建构模式。     

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三维向度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勇于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实践方略。基于“功能—结构—制度”三位一体的政党治理分析框架：功能定位层面,党以自我革命的方式提升政党治理能力,推进系统性国家治理、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和形塑中国特色政党治理;结构要素层面,党的自我革命从思想、制度、作风和行为四个方面优化了政党治理体系;制度规范层面,新形势下政党治理现代化要以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为导向,将完善政党思想理论体系、健全政党治理规范体系、构建政党作风治理体系和重构政党权力运行体系作为发展向度,推动新征程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构建的三元维度——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进路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理论研究。"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进路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准确理解,既注重文化理论、文化政策与文化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注重政党、国家、社会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角色、作用及其相互协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分析范式。     

村民自治:农村两委关系的解析视角

农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后选举时期乡村治理中的一个凸显的现实问题。村民自治的两委关系的政策设计体现出了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模式,即所谓的“鸟笼型村民自治”模式,而这种法理上的设计为村民自治实践遗留下了一个国家控制与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有力管道。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中国家庭模式变迁：形态、构成与经验

沿着趋势分析、阶段划分和立足于质性研究基础上的批判性思考等路径,当前中国家庭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系统梳理中国家庭模式变迁的形态、总结其中经验,对于推进当代中国家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结构—功能”视角下,中国家庭模式沿着“社会—家庭—个体”的主线,呈现出由封建帝制时期传统伦理型大家庭、到集体经济时期谋生型核心家庭、再到市场化时期讲求代际功能调适的直系家庭的演变形态。这一变迁起源于生存及秩序建构需求,受国家与社会的互嵌互动驱动,并在传统家庭价值伦理淡化而新的价值规范尚未产生的背景下呈现出表征与内核“二元断裂”的特点。以直系家庭的回归为起点,实现“国家—家庭—个体”相对独立与黏合,以平衡个体有限自由、家庭“本体性”价值和国家经济建设需求,关键在于推进“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事涉家庭政策的系统性改革。     

超越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政治抉择

中国历时20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的弊端已逐渐凸显。本文在对“乡村典章”、“夏履程序”和“八郑规程”三种政治个案考察后认为：这三种个案具有许多同质性，它们的出现是人们在探索超越当下中国乡村治理模式所作出的必然政治抉择。     

乡村的组织振兴与治理有效 ——基于乡村治理中组织网络建设的历史回顾

文章根据对从传统到现代的乡村基层治理形态的演进史分析,要实现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有效,核心是促进乡村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效率"、"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良性互动,其具体路径是,通过政党引领下乡村社会的组织振兴来实现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平衡。     

谁之现代化?何种现代路?——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坚持线性发展时间观，人为设立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发展阶段，并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过程。纵观人类历史，成功的现代化路径主要有三种：以英美等先发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以德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就在于树立了正确的现代观，并探索了与自己历史社会情境相匹配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选择，既具有丰厚的学理意义，也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     

从结构断裂到“双轨一体”:第一书记制度下的乡村治理变迁——基于鲁西北D村驻村帮扶的个案研究

第一书记制度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主动介入农村以推进治理有效的创新机制。基于“国家一村级党组织一乡村社会”的分析框架和“结构一过程”的分析策略可以发现,鲁西北D村的驻村帮扶工作既嵌入在政社关联链条断裂的前置背景中,又呈现为一个从外来书记进场到村级党建强化再到乡村社会整合的延展过程。一方面,通过释放驻村干部的自主能动性,第一书记制度成为基层治理体制的重要补充,不仅将国家权力人格化地导入一线治理场景之中,也构造了双轨治理结构的协同并行;另一方面,通过发掘乡村社会的内生动能,第一书记制度还形塑出党建对乡村治理的引领,不仅使简约治理以新的样态复归落位,也构建出双轨的一体融通与相辅相成,从根本上呼应了国家与村社二元合一的本土治理逻辑。     

多重建构：新乡贤身份建构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新乡贤”作为一个新的群体进入历史舞台，必然面临新的身份建构。借助身份理论，将新乡贤身份建构置于“国家—社会—自我”的分析框架中，并将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探究新乡贤身份建构背后的结构性表征。乡贤身份经历了“建构—解构—再建构”的历程，也揭示了新乡贤身份“国家—社会—自我”的多元建构路径。新乡贤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保障和合法性重塑、社会层面的规范培育和价值引导、自我层面的认知修复和情感投注等方式进行身份建构，其身份结构、功能结构、权威结构随之发生了变迁，新乡贤群体对这一身份也呈现出接纳性认同、消极性认同、谋利性认同等认同方式。新乡贤身份建构本质上是国家整合乡村的一种方式，我们要在新乡贤身份合法性建构的同时，也加强其有效性建构，从而让新乡贤发挥出更大效能。     

政治统一、支持监督与协商治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支持型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通过制度改进和完善,进一步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权利下乡: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根本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政权下乡”、“政党下乡”、“行政下乡”等过程，完成了国家的“权力下乡”的任务；当前的乡村社会发展，需要从根本上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促进乡村社会的自我发育，推进“权利下乡”是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的根本；推进“权利下乡”需要合理界定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边界、树立合理公正的执政理念、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     

内力塑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个类型学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主要依靠“自我”而非外力进行党的建设?这一问题背后隐含着党的建设的独特逻辑和内在规律。从政党类型学的视角出发,提出马克思主义内力塑造型政党的概念和分析范式,有助于在解答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揭示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问题。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生成与作用彰显、政党引领型国家的生长发展逻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运行逻辑、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未来逻辑决定中国共产党是内力塑造型政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修正错误、保持肌体健康分别为内力塑造型政党提供了精神动因、价值动因和现实动因。引领机制—回应机制—执行机制—保障机制构建起党自我革命以内为主、内外联动的动力体系,形成内力塑造型政党动力机制的完整实践图式,系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外在环境以及与人民互动中进行自我革命性锻造的动态过程。新的百年,百年大党要以“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实践自觉与政治自觉,塑造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引领共产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     

组织再造、内容优化与制度建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三重向度——以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实践为例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已经成为一种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蕴含着深厚的学理逻辑。政治逻辑层面遵循了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理论逻辑层面体现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关系,历史逻辑层面传承了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的优良传统,现实逻辑层面回应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诉求。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创新实践,通过搭建“说事”平台、设定“说事”内容、制定“说事”规范,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和政治引领作用,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彰显了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了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走出了具有本土性、创新性、前瞻性的乡村治理新路。利川市的实践探索有着深刻的理论意蕴和学理价值,体现了“组织—内容—制度”的逻辑框架,通过“组织再造”整合了党组织资源,提升了组织动员能力;通过治理内容的优化,回应了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通过制度建构,重塑了乡村治理规范,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行动,要以增强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