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创新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及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单元,社会治理必须以社区治理为支撑。但目前社区治理普遍存在着多元共治机制尚未形成、缺乏社区规范化标准、信息化建设未与时俱进等发展困境。对此,应当以多元化、标准化、智慧化系统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创新,建立多元共治的治理主体架构、标准化的社区服务体系以及智慧化社区治理平台,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     

社区治理视角下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运行困境及优化

整合社区资源,培育和发展社区枢纽组织,构建社区多元资源配置网络,成为当前政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内容。近几年,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成为政府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整合与配置社区资源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我国社区基金会建设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无论其内部组织建设,还是外部环境协调都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通过对上海H区的社区基金会进行调研发现,政府"越位"、"缺位"与社会要素支持不足是制约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发展的主要困境。加强政策引导与行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社区支持体系、提高组织自治能力是当前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进一步优化的建设重点。     

努力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也是创新社会治理落地、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当前,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发展不均衡、治理水平差异大、治理主体权责不对等及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组团式发展能够形成社区善治合力,构筑社区"共建"基础;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力量,增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能有效营造社区"共治"环境;构建协同治理平台能破除社区治理碎片化,"共享"社区治理成果。     

互赖式治理视角下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研究——基于武汉市R社区C柔力球队与A社区Y歌舞队的对比分析

社区治理应是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展示舞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应建立平等协商、合作互惠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在城市社区中社区居委会与社区民间"草根组织"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互赖式社区治理结构",但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下,这种治理结构往往以"垂直型等级性互赖治理结构"呈现。"垂直型等级性互赖治理结构"因其民主性低、高风险性、"互赖空间"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所能实现社区治理成效的有限性。为了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社区治理结构应从"垂直型等级性互赖治理结构"向"平行型平等性互赖治理结构"转变。     

探索建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新格局——以浙江新昌南明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为例

社区建设中涌现出许多问题要求社区党建工作创新,而治理理论提供了一条多元主体共治的解决之道,为社区党建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文章基于治理理论,深入调研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南明街道"蜂巢工程"组织机制创新工作,以期在治理理论视域下优化党组织的管理培育能力、凝聚向心能力、影响渗透能力和与时俱进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社区治理能力,进一步优化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     

党建新模式探讨:碧江区“五元共治”社区治理新模式

碧江区区委组织部针对社区党建组织普遍不健全、党建工作关系不够顺畅、部分党员干部素质不高以及基层党建服务设施平台薄弱等党建方面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探索创新出多元主体共联、多元平台共建、多元组织共商、多元资源共享、多元服务共担“五元共治”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在破解社区组织治理难题,推进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方面。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一核多元: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是保证社区工作顺利运行的关键。元治理理论认为,在多元主体结构中,政府是唯一元治理主体。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为"一核多元","一核"指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核心,"多元"包括政府是主导力量,社区居委会是关键依托、社区社会组织是能动力量、驻区单位是重要支撑、社区居民是坚实基础。这与元治理理论相契合。依据元治理理论,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实现各个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就能有效促进社区治理健康有序发展。     

论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乐山市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工作的重点是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必须树立公益导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政府治理为主导、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通过平台共建、家园共治、服务共享,构建起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为主体、社区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基于铜陵市阳光社区公益园的个案研究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载体,在参与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铜陵市在实现以撤销街道为核心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后,在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阳光社区以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公益园为平台,积极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了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和社工三社互动的社区治理结构,提高了社区治理水平,创新了社区治理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     

社区社会组织治理路上的忧与思

作为社会治理落脚点的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愈发引人注目,它成了社区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创新载体。随着社区社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相关法律法规、自身建设、监督管理等不断完善,激发了社区治理的内生活力,为构建社区多元治理格局、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和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提供了动力支持。但社区社会组织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路坦途,资源匮乏和人才困境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政社职能混淆导致权力过度集中等问题突出,严重阻碍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因此,助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多方面落实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破解治理困境,全面激发社区社会组织活力,进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善治"的实现,必须以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基础,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作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在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扮演着"指南针"、"疏导员"、"关系网"的重要角色。然而,先天不足、能力不足、支撑不足,造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困境。创新管理制度、强化法律保障,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志愿参与制度化,是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可行路径。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空间重组下社区治理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合肥市F社区为例

快速城市化重组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也带来了世界的巨大变化。其中,社会空间重组所导致的社会区隔及社会排斥现象日益突出,增加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在社会空间理论的视阈下,以合肥市滨湖新区F社区治理实践为例开展分析,发现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区治理满意度不高、共治共建共享主体目标不一导致共治难以形成合力、治理文化纽带脆弱等困境。解决空间重组所带来的这些治理问题,需要重塑社区"公共性",寻求多元主体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党建为引领,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现代化治理格局;以文化为纽带重塑社区情感,强化社区认同。     

社区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健康文化建设

解决健康文化发展供需不均衡的矛盾,将"发展健康文化"融入社区治理体系,是构建全社会健康文化的微中观基础、形成多元参与的发展格局、促进社区资源整合、提升建设灵活性与创新性的重要举措。据此,面对现阶段我国社区健康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各类梗阻,应通过构筑社区健康文化协同治理体系、培育健康类和文化类社会组织、创新社区健康文化发展模式、加强监督与评估等路径,充分发挥社区治理的体系优势,助推健康文化振兴发展。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向:社会化与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封闭化的单位管理体制逐渐被开放的社区制所取代。社区制在实践中形成了行政化治理模式和"大众化"治理模式,抑制了社区活力,造成了民主参与和治理绩效的双重失效。为此,C市K区通过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内生社区社工和外引机构社工,推动了社区治理由行政化转向社会化,"大众化"转向专业化。如果说行政化治理模式是垂直向下、公共财政直接供给的单一服务体系,"大众化"治理模式是居民分化、非均衡的自利性参与式治理,那么,社会化治理模式则是横向共治、政府购买服务与资源跨界整合的多元服务体系,专业化治理模式则是组织化、均衡与常态化的公共性治理。由此观之,社区治理社会化与专业化是社区善治之道。     

浅谈社区治理之路

构建合理的社区治理模式,必须转变社区治理观念,提倡社区治理的善治模式;构建社区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多元的社区治理主体;制度建设与时俱进,为社区治理提供法律保障;完善责任监督,形成监督和约束机制。     

社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为例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探讨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确保社区治理正确方向必须研究的问题。选取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典型的裕园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通常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群团组织基层力量、专业社会工作团队、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社区党组织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主体间相互依存,由此构成社区内部治理体系。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机制作为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应该包括民主协商机制、信任机制、规则机制、志愿服务机制、文化宣传机制、激励机制等。     

互联网时代公安微警务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如何利用互联网的思维来引领社会治理这个大平台,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区分局做了有益的尝试。南京玄武警方利用社区治理一体化信息平台充分实现了惠民、便民、为民的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此外,在"互联网+"的应用上,依据大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手段,玄武警方提升了社区治理的层次和能力,实现社区治理从"窄"到"宽"、从"静"到"动"、从"线下"到"线上"、从"点"到"面"的一系列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