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罪名确定模式的困境与超越

罪名及罪名确定的合理界定是研究罪名确定模式预决的理论平台.当今世界范围内存在明示型和默示型两种罪名确定样态,我国采取以默示型为原则,以明示型为例外的罪名确定模式.为了弥补我国默示型罪名确定模式的缺陷,"两高"通过罪名司法化推动罪名的规范和统一,但是,罪名司法化模式不仅面临理论上的质疑,在实践中也存在罪名滞后、罪名冲突和罪名偏离的困境.罪名立法化的成功转型是回应理论质疑和突围实践困境的利器.     

中国刑法罪名解释的历史发展

正确认定罪名,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自1949年lO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6月的30年间,中国没有颁布刑法.1979年7月1日虽然颁布了刑法,并于1997年进行了修订,但均未实现罪名立法化.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罪名的规范和统一.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个单行刑法和6个刑法修正案.为了有利于统一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联合制定了三个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使刑法罪名解释有了进一步发展.确定罪名应当遵行法定原则等项原则,正确认定罪名还应当注意一罪与数罪等问题.     

论罪名

刑法学中对罪名问题探讨较少。虽然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罪名已有统一、确定的称谓 ,但罪名的诸多问题仍值得思考。本文论述了罪名设置的原则、并列式罪名与选择式罪名 ,最后指出现行罪名存在的问题。     

试论贿赂罪的罪名体系及其分类

近几年来,贿赂罪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和特点,司法实践中也不断出现新的课题。人们从反腐倡廉的不同角度对贿赂罪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笔者根据近几年反贿赂斗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拟从法律逻辑这个角度,对贿赂罪的罪名体系及其分类略陈意见,以求教于专家和同行。 一 贿赂罪作为一类犯罪,包含着一系列的具体独立罪名。正确确定这类罪中的若干具体的独立罪名并进行科学的分类,对于正确     

关于“两高”确定刑法罪名的思考

本文针对“两高”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各自通过的刑法分则罪名，在简略总结了确定罪名的一般原则后，对“两高”确定的罪名的现实及理论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然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探讨了“两高”确定的罪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期望立法者和司法机关能给予充分的重视，予以修正，以建立与刑法典相协调的科学的罪名体系     

对《刑法》第67条第2款中“其他罪行”的理解

《刑法》第 6 7条第 2款“特别自首”中“其他罪行”性质的规定还不尽完善 ,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来看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所供述的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 ,本人其他犯罪的性质与涉嫌的罪名或被判刑确定的罪名是可以相同的。     

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竞合罪名的梳理

我国刑法总则对犯罪的单复数（即罪数）除数罪并罚外并无明文规定，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罪数问题往往交由罪数理论去解决．所以研究法规竞合对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451个罪名以章为单位，对各章内的竞合罪名进行分析梳理，以便更好地认识刑法分则各罪名．准确打击惩处犯罪行为。     

选择性罪名的数额认定研究

我国司法解释确定的选择性罪名是一种形式选择性罪名。未有严密的选择性罪名构成的正当化根据而仍"恪守"一罪一刑原理不并罚,必然与罪数理论相冲突。在既有立法技术下,无选择性要素的罪名不是选择性罪名,真正选择性罪名在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下可作一罪处理,不真正选择性罪名应数罪并罚。就真正选择性罪名,根据对象及行为的异同,以罪刑相适应原则为指导,确定数额是否累计。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罪名分布浅析

通过表格的形式对刑法分则各章的罪名数、死刑罪名数、单位犯罪的罪名数等项目共计760个具体罪名进行了列举、统计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违反社会秩序型犯罪较多,实际发生得较少;侵犯财产型犯罪罪名数少,实际发生相对较多;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型犯罪罪名数较少,实际发生也相对较多。我国现行刑法中死刑罪名的规定数量多,分布较广,应逐步限制、减少并废止死刑。     

应当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

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种危害较大的犯罪行为,已经超出了交通肇事罪过失犯罪的容纳限度,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应当将之确定为新的罪名。     

盗窃、抢夺、诈骗三种刑事案件应该执行何种立案标准

在盗窃、抢夺、诈骗等三种侵财刑事案件的立案上,有人主张以公安部规定的立案数额标准为准,有人主张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犯罪数额为准。前种主张在理论上存在问题,后种主张在实践上更不合理。究其原因,在于犯罪但书制度要求有"罪量"标准,有关方面却因工作要求不同而难就量化标准达成一致。加之犯罪但书制度还有许多缺陷,所以解决办法应是取消犯罪但书,仅按行为结构和性质决定是否立案,并设置、适用更多轻缓的刑罚。然而,由于犯罪但书制度难以遽然取消,所以稳妥的做法是坚持执行低于犯罪数额标准的立案数额标准,并不再以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等理由而提高,为最终取消犯罪但书制度创造条件。     

执法为民中“民”的主体地位

执法为民的逻辑基础是主权在民。法治的内涵,其根本点是"法律至上",也就是人民的意志至上。林肯把民主国家概括为六个字:"民有、民治、民享"。主权在民显然是民有,人民当家做主是民治,执法为民、执政为民是民享。     

我国检察监督的政治性与司法性——兼论检察监督的突破与创新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由我国的政党制度和权力机关领导下的“一府两院”结构所决定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内生型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强化并加以改造。检察监督可以司法化道路为突破口，实现由诉讼监督到重点监督行政权、保障审判独立的转型。     

对职务犯罪批捕权上提一级后的现实思考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试行的职务犯罪批捕权上提一级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下级检察机关怠于行使侦查监督职责,侦、捕、诉衔接不畅影响案件质量,承担错案责任主体不明确,上级检察机关的不捕决定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因此,上下级检察机关要健全机制履行侦查监督职责,建立上下畅通、左右联动的侦、捕、诉衔接机制保证案件质量,要完善考核标准,厘清错案责任,要对上级检察机关的不捕决定实行备案审查制度。     

论“携带凶器盗窃”简

2011年5月1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八》）增设了盗窃罪的不同犯罪情节,“携带凶器盗窃”就是其中一种.201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新出台司法解释第3条第3款规定,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的“凶器”认定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的情形,以及其与“携带凶器抢夺”的关系不无深入讨论之余地.     

我国宪法权威缺失的原因

宪法最高权威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重要的应体现在实质上。然而我国的宪法权威却是缺失的。缺乏市场经济的支撑，宪法权威失去了经济基础的保障；政党制度可操作性的空白与发达民主政治的缺乏，使宪法权威失去了政治层面的维护；思想上宪法意识和宪法信仰的薄弱，无力支撑宪法权威；在法律层面上，违宪审查制、司法实践中的回避更进一步将宪法权威与人们生活之间的距离拉远，缺失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构建宪法至上的宪政体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文章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宪法的实施状况及评析我国某些学者所尊崇的构建代议机关至上的宪政体制，阐述我国应当确立宪法至上统领全局，人民代表大会在同级其他国家机关至上的宪政体制。     

误工费赔偿标准的计算方法

在民事审判实践中,误工费赔偿标准往往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运用不同标准计算确定的误工费赔偿额差距达40%以上。合情、合理、合法的误工费计算方法应该是上一年度职工工资除以＂年计薪天数＂而不是＂日历天数365＂,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无固定收入者＂,也同样适用于有固定收入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能在全国范围内将误工费的计算方法予以统一。     

乱收费现象及其治理对策

乱收费现象在我国极为普遍,乱收费泛滥的原因有多种,折射出我国行政制度的缺失。要有效治理乱收费,应加强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同时完善行政收费立法工作,尽快出台统一的《行政收费法》。     

“公园拍摄婚纱照收费”法律问题分析

公园管理机构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不能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婚纱照收费"的主要部分不是服务性或经营性收费,而属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依法规范;各地公园自行制定"婚纱照收费"标准和收费,构成违法收费;地方物价部门默认甚至支持这种收费行为,涉嫌违法行政或行政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