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场域内科层组织的制度弹性——基于广西L县扶贫实践的研究

基于广西自治区L县的个案研究发现,在依托于政府庞大科层组织构建起来的扶贫场域中存在着各种"动员体制的再造形式",包括扶贫"领导小组"、扶贫管理的任务-目标取向、对口支援、定向扶贫和扶贫运动等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多元参与机制等。这些动员形式在实践过程中能够缓解科层组织包括政策部门化、制度僵化等"科层制反功能"。本文引入"制度弹性"这一分析性概念,从制度内涵和运作过程两个维度考察这些再造形式,其中定点帮扶的扶贫手段在实际运作中的制度弹性最高,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通过强激励将制度执行者与制度施与对象紧密联系,形成"共容利益"。依次递减的是领导小组的扶贫组织和任务-目标取向的管理方式,而社会多元参与机制基本缺失。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文章主要是对这些制度安排在扶贫场域内的动员机制和运作过程进行分析,对于制度背后激励设置、委托代理关系等学理机制有待深入的挖掘。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工作队驻村帮扶引发的扶贫场域解构及再结构化研究——以苏北G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程。在产业帮扶成为主要扶贫方式的同时,干部驻村帮扶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强。在组织场域理论分析框架中,描述省委帮扶工作队入驻G县所取得的扶贫绩效及其引发的扶贫场域解构。场域解构具体表现为场域组织数量和种类的变化、竞争性制度逻辑的出现以及治理结构的变化。扶贫场域解构导致组织间关系更加复杂、竞争和冲突更加剧烈、资源分配更加不公、场域制度逻辑缠绕混乱、监督治理成本增加等一系列负面影响,最终影响县域整体扶贫绩效,产生了扶贫场域再结构化的需求。通过建立大扶贫格局、凝聚扶贫的文化价值共识、整合制度逻辑、构建场域运行机制,实现扶贫场域再结构化,以提升县域扶贫成效。基于场域结构变迁的工作队驻村帮扶研究不仅为精准扶贫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为“制度-行动者”互动模式提供中国经验。     

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的行动者网络及其制度化研究

作为资源下乡的重要实践载体,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中多元主体围绕行政权力、资本和私人关系等,形成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行动者网络;竞争性扶贫项目的基层运作过程是否规范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下乡“最后一公里”的公平正义实现效果。行政吸纳型、资本注入型和“权力—资本”互动型三种竞争性扶贫项目行动者网络在基层运作的去制度化现象,迫切需要基于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统领,揭示和探索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中多元主体行动者网络的制度化逻辑与路径;在为多元行动主体提供制度规范框架的同时,要兼顾多元主体的行动自主性,为维护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的公平正义提供制度条件与主体基础。     

电商扶贫的作用机理、关键问题与政策走向

电商扶贫突破了贫困区域与微观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发展基础与稀缺资源依赖",对于传统资源要素与发展方式展开"碎片化"分解基础上的"重构",有利于实现助贫节支增收目标。要实现电商扶贫模式减贫功能的有效发挥,应明晰电商扶贫模式作用机理,直面影响电商扶贫功能实现的政策定位、服务体系约束、模式异化等问题,采取"把握电商发展规律,优化电商扶贫机制;夯实产业基础,明确发展方向;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市场监管;注重精准扶贫,加快电商立法"等措施,规范电商扶贫行为,提高扶贫资源利用效率与发展质量。     

精准扶贫中政府角色转变问题研究

精准扶贫是我国政府为实现减贫治理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提出的针对不同贫困地区和不同致贫原因进行精准施策的扶贫新模式。政府兼任多重角色的主导模式须向引导协调者转变,向协同参与式转变,从加强顶层设计、严格考核机制、优化政策执行和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等方向转变政府角色,积极引导和协调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转变政府角色和实践多元精准扶贫。     

“社会工作+”:精准扶贫网络的优化

"精准扶贫"理念提出后,国家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其具体落实。目前形成的扶贫网络主要可以概括为"政府单一主导式"扶贫网络,存在专业性欠缺、多元主体参与不足等问题。"社会工作+精准扶贫"模式下,社会工作通过为精准扶贫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促使各参与主体扶贫意识的改变,能够完善扶贫网络,优化扶贫效果,助力构建大扶贫格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基于精英主义的视角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精准扶贫成为扶贫治理创新转变的新思路。由于扶贫工作的主战场是组织性较差、自主性较低的贫困农村场域,因此农村精英人物在整合地方力量和进行资源生产中起到了重要的主导和推动作用。从精英主义的视角对梧州市精准扶贫模式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梧州市农村精英人物通过动员普通村民、增值社会资本、依托组织载体、创新精英管理等方式形成的"精英主导—农民参与"的扶贫路径有效地将扶贫力量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扶贫合力。在推动地方引进科学技术、构建农村金融体系、拓宽销售渠道、完善基础设施的资源生产过程中,农村精英人物也发挥了关键性力量。"梧州模式"形成了精准扶贫的成功范本,诠释了精准扶贫因贫施策、因村制宜的精髓。     

能力、权利、制度:精准脱贫战略的三维实现机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明确提出了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转变的战略规划。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所涉及的内容和价值却有很大的区别。精准扶贫强调的是发挥扶贫主体的作用,通过扶贫主体帮扶贫困者脱贫,而精准脱贫意在通过一系列的脱贫机制使贫困者具有自主脱贫的能力。可以说,精准扶贫是精准脱贫的铺垫和前奏,精准脱贫是精准扶贫的导向和升华,二者结合构成了当下中国整个扶贫议程的基本内容。本文意在揭示贫困的本质根源基础上,着重探讨精准脱贫战略的实现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否真正实现精准脱贫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仅仅以数字表达的种种脱贫指标,而在于能否建立健全体现精准脱贫战略精神的具体实现机制,只有科学构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能力脱贫、权利脱贫、制度脱贫的三维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精准脱贫的战略目标,进而实现社会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精准扶贫视域下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创新研究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农村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精准扶贫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农村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问题成为一大阻力,"精神脱贫"成为摆脱物质脱贫的先决条件。但是,由于文化教育载体匮乏、农村社会管理薄弱以及经济发展滞后等影响,使得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普遍落后,成为推进农村精准扶贫的掣肘。因此,不断创新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载体、传媒载体、管理载体和制度载体,提升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实效,对于消除落后思想观念促进价值认同,推进精准扶贫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场域中的协同治理实践——基于四种典型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社区生活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社区自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之间以社区场域为互动平台,实现着各自的目标取向和价值追求,也形塑着不同的社区治理实践模式。不管是调整改革中的上海、沈阳模式,还是正在兴起实践中的北京、广州模式,都反映着社区治理微观场域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建构和合作互助状态。真正契合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可行性模式选择,应该是通过明确边界、积极引导、培育赋权、参与共享,以实现社区治理实践中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式治理实践。     

"脱贫不脱政策"的片面执行何以发生? ——基于河南省4个脱贫摘帽村的分析

当前,"脱贫不脱政策"方针的片面执行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阻碍因素,其具体表现是已脱贫村落内部存在分支性政策执行优先级的失衡.通过引入政策变迁的分析视角,对河南省中部的4个已脱贫摘帽村的案例分析发现,"片面执行"的发生逻辑是政策场域内部权威概念的迁移主导,直接推动因素是激励方向转变带来的执行主体变更.通过"片面执行"对基层政策场域的冲击衍生出三重变迁成本,它们分别影响着产业扶贫项目后续运行的抗风险能力、已脱贫户的行动策略以及构建型扶贫政策的可持续性.基于基层政策场域的资源禀赋限制,"片面执行"及衍生成本的治理应遵循普遍性原则与例外性原则,而法理阐释则是巩固扶贫政策长期合法性基础的关键路径.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创新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离不开精准研策和精准施策,需要借助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在社会层面形成大扶贫格局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制度安排,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选择。产业扶贫事关贫困地区造血机能,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社会公益参与其中并引导和帮助村民发展产业是实现贫困群众稳定可持续脱贫的根本路径,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的理论困境以及诸多现实难题。通过对"马兰实验"的个案研究,可发现一种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特征的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独特机制:"共建"即多方主体共同兴办扶贫产业,"共治"即各方主体共同管理扶贫产业,"共享"即各方主体共享产业成果,借此形成一套由社会公益组织小农户融入现代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机制。该机制能够有效地防治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形成精准高效的扶贫共同体,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精准脱贫的可靠推进。     

精准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的产生原因及治理机制——基于四川省X县的现实考察

在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基层党员干部的"微腐败"问题是影响精准脱贫工作成效的主要因素之一。精准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扶贫项目管理过程、政策制定执行、工作责任意识三个方面,需要从资源配置、思想认识、地方发展和制度建设中寻找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近年来,四川省X县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将整治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作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构建起协作型立体化监督机制、点对点聚焦型问责机制、多层次科学化管理机制、全覆盖信息化沟通机制和容错纠错灵活型激励机制,着力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基于系统思维的精准脱贫实施机制:一个分析框架

精准脱贫是"十三五"期间的重要战略任务。结合系统思维来看,精准脱贫与精准扶贫是统一的整体,具有内在的结构与层次,其目标的实现要与环境相适应。当然,在精准脱贫过程中,也存在扶贫主体缺少合力、贫困农民权利缺失、扶贫资源缺少整合等问题。要从构建多层次复合型精准脱贫体系、充分激发贫困农民参与的积极性、赋予基层组织更大的资源支配权等方面来完善精准脱贫的实施机制。     

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基于政治机会结构与政府学习维度的检视

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十八洞村精准扶贫实践及经验研究

十八洞村是国家级深度贫困村,是"精准扶贫"思想的发源地,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全村实现脱贫摘帽,精准扶贫实践成效显著。通过对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调查和研究,分析了十八洞村五年来精准扶贫的主要实践和成效,总结出五年来精准扶贫成功的基本经验:全面把握精准扶贫内涵,协同推进精准扶贫方略;思想扶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根本;党建引领是精准扶贫的关键;合作社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作为特定条件下的扶贫典型,十八洞村的做法和经验得到了国家高度认可,为全国实现如期脱贫提供了鲜活的十八洞样本。     

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探索

扶贫信息化建设对于实现精准扶贫目标具有关键性作用。当前我国政府扶贫信息化总体上属于互联互通型的信息化模式,存在着实践应用价值的局限性。可构建精准嵌入型的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以实现扶贫信息化在精准、广度、效度、技术支持及运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系统创新。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能够深入契合当前精准扶贫战略,有效应对扶贫中的新问题,推进未来政府扶贫的深入发展。从现状来看,我国扶贫信息化建设因特定原因,尚存在扶贫信息功能发挥、扶贫主体信息互嵌以及扶贫信息技术运用等方面的问题亟待破解。为此,可通过确立新型贫困治理信息化理念、以信息精准嵌入优化扶贫信息功能,以及完善政府扶贫信息化的制度保障等途径,建构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促进贫困治理精准化。     

扶贫领域的腐败现象及廉政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以9起典型扶贫腐败案件为例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配套预警机制的缺位导致扶贫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在中央纪委公开曝光的9起典型案例中可以发现,当前扶贫领域腐败的主要特征是:以"微腐败"为典型、涉事表现形式多样化、贪腐所渉额度较大、集体腐败影响恶劣。应从确定扶贫系统中腐败风险点、健全廉政风险预警措施体系、廉政风险预警机制评估、廉政风险预警机制修正四个环节构建扶贫领域的廉政风险预警机制,为形成扶贫领域反腐败的震慑效应、保障脱贫攻坚战取得成效提供坚强的机制保障。     

项目入户:农村精准扶贫中项目制运作新趋向

项目入户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国家基层社会治理和项目制的"精准化"新趋势。精准化的项目制要求治理者对治理对象形成一套系统而完整的认识,并在项目入户前就先行设定一套有针对性的项目落实方案。在项目对接、绩效达标和社区伦理等三重因素制约下,精准扶贫在基层的执行过程中往往面临诸多压力和张力。为了化解项目制的精准化压力,国家扶贫政策应该试图从更广泛的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中着眼,确立国家与农民的多边互动机制,构建与项目制相配合的长效治理机制,并最终达成国家与农民的价值共识。新世纪的国家基层治理不仅要追求治理的效度与精度,还要着力构建更具长期化、制度化和公共性的基层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