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基于近年来典型网络抗争性行动为例的经验研究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在各方行动者、媒介互动和利益博弈互动中呈现出复杂的舆情扩散逻辑。全面把握和洞悉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博弈演化过程,关键要遵循抗争行动本身的内在规律,探究和挖掘舆情扩散的关联因素和变量条件。契合近年来典型性网络抗争性行动案例分析,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综合视角,遵循"诱发、扩展、深入、消弭"的舆情演化生命周期,从抗争政治机会结构生成与诱发性导火索、情感抗争共意动员与非利益关联者加盟、议题框架建构深化与多方力量互动博弈、多方积极关注应对与舆情热度转移等维度,全面系统解析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生成的演化机理与制约性条件。     

地方政府在社会抗争事件中的“摆平”策略

"抗争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解释概念。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公民及公民社会立场,较少关注抗争事件中另一个重要行动者——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其内在策略。少数探讨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地方政府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注重对微观过程的分析与解释,而较少涉及具体有效的行为策略。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主要运用了"摆平"的行为策略,即地方政府较为被动、消极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根据对特定社会抗争事件是否超出管辖范围的可能性估计,选择性进行应对;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运用拖延、收买、欺瞒、要挟、限制自由等方式,尽量实现属地社会表面上的暂时性稳定。这是因为,受到"上下分治"以及"经济发展主义"和"有限任期"、"一票否决"等体制机制的共同影响,地方政府运用制度框架内的方式应对社会抗争的动力较小,甚至无法使用。同时,刚性压制的方式受到了中央的严格控制,并且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抗争。"     

文化资本与符号暴力——论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

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通过分析各种符号的政治功能,论述了符号暴力这一新的社会统治形式。符号位于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把既定的社会结构内化为个人的心智结构,同时形成个人新的心智结构,实现对社会结构的重建。符号的政治功能即重建或再生产社会结构。从一种变动的视角看,社会由各种相互竞争的"场域"构成,而个人的心智结构则呈现为更具有形成性的"惯习"。符号的政治社会功能实现于场域与惯习相互塑造的过程。承担着政治功能的符号是一种权力,也因此成为一种资本。这种资本通过对符号的等级划分,在社会中建立起不平等的秩序,并能够转换为其他资本来获取自身利益。这种可以作为文化资本的符号暴力,其特点在于被支配者的自愿接受和配合。因此,它的作用恰恰在于掩饰统治本身的暴力性质。     

邻避冲突中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的因果推理——基于京沈高铁事件的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

围绕"具体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抗争是否催生政府回应""社会抗争如何作用于政府回应"这两个问题,运用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方法对京沈高铁事件进行因果影响和因果机制分析,实现对"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完整的因果推理。研究发现,在有争议的权威主义国家背景下,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逐渐呈现良性互塑,抗争性政治正朝着回应性政治转变。研究结论认为,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正相关、社会抗争中的政治回应性取决于动员能力和反动员能力的博弈结果、政府回应对社会抗争具有"判例"效应。而有效处理类似的社会抗争事件,应保持政治回应的理性、重视信息技术的作用、变革社会治理的方式等。     

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衍生的贪腐问题

项目扶贫是项目治国在精准扶贫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形式,承载特定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功能,但在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了贪腐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把扶贫项目衍生的贪腐问题放在项目扶贫场域中观察和分析更能够呈现其内在实质、发生机制和演化过程。项目制把主体、内容、运行等要素集成而构成项目扶贫场域。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运行过程的多元规则并存、资金政策的多渠道投放共同作用建构了项目扶贫场域的碎片化特征,诱发部分扶贫干部价值取向偏差,扶贫项目成为追求私利的机会,构成"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价值取向偏差-贪腐行为"的逻辑机制。弄清项目扶贫场域与贪腐行为的关联对通过项目扶贫场域治理来抑制贪腐行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上不能上,下不能下”——一个街角青年向主流社会回归的“内卷化”之路

对当前街角青年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他们向主流社会回归过程的分析上。街角青年的回归心理呈交叉反复态势。本文以"资本"和"场域"为分析视角,并将宏观社会背景纳入视野,通过对一个街角青年向主流社会回归的一种"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路径进行历时性研究,解析了影响街角青年回归主流社会的资本障碍、社会环境障碍、社会结构障碍、经济结构障碍、家庭障碍、个体障碍等等,从而考察了街角青年回归过程的真实实践逻辑,展现了街角青年回归需求的非平衡性与回归场域的平面性,回归路径的非累积性等内卷化特征。     

对"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反思——以北京市"新建二村火灾事件"整治为例

城镇化的推进显著改变着区域人口构成及其空间布局,由此带来的"多合一"场所治理问题也愈发突出。在"新建二村火灾事件"后展开的"多合一"场所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区内企业、租住人员和社会公众等行动主体,分别实施了诸如"专项清理""自我维权""舆论支持"等行为策略。理解城镇化进程中专项治理的路径依赖及其冲突是必要的。维权惯性自我强化、社会治理资源弱供给以及愈加芜杂的城市公共问题,使得城镇化语境下"多合一"场所的专项治理内生了刚性与柔性、短期与长效、一元与多元等三种冲突场域。实现从"专项"治理到"协同"治理"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转变,需要根植于以"人"为核心的合作治理,从政府职能边界、流动人口管理和社会参与动能等维度寻找利益相关者间的最大公约数。     

观念、权力与制度变迁:铁道部体制的社会演化论分析

本文基于社会演化论的视角,对铁道部制度的产生、延续与变革的历程做了分析。作为一个兼具政治管理和经济发展双重功能的"政企合一"组织,铁道部体制的变迁过程基本是一个由关键行为者发起和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外生性制度变迁。这一变迁历程反映了社会演化论的环境-结构-行为者(观念和利益)之间的互动模式。通过这一案例分析支持如下观点:中国政治领域的制度变革的逻辑不同于经济领域的哈耶克式的自发秩序的演进,其变革路径是关键行为者(如政治精英)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而非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社会秩序的扩散。     

论民众抗争的“出大事”逻辑:情境、机理与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社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逐渐增强,现代性的风险在不断集聚,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冲突逐步显现,人民内部的矛盾急剧累积。尤其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甚至断裂,成为当今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或社会抗争事件频出的(薮,使“抗争政治”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焦点议题之一。正是在这种社会情境中,民众为了使自身的利益诉求得以有效表达并引起政府的重视,在社会抗争事件中主要遵循“将事情闹大”,即“出大事”逻辑,主要运用较为主动的、积极的、选择性的策略主义。从这种逻辑形成的内在机理来看,社会转型的影响,是通过“相对剥夺感”“利益表达与救济梗阻”“发展型地方主义”等作用机制来实现的。民众抗争的“出大事”情结及其再生产,将给社会集聚更大的风险与危机。消解民众抗争“出大事”逻辑,实现基层社会的真正稳定与和谐,我们需要从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畅通民众的利益表达与救济机制、推进“六位一体”的社会建设等方面下大功夫。     

新农合制度中的利益博弈——基于政治社会学的多元视角分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作为一种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就目前实践的情况来说显示出了其本身制度设计的惠民性与目标策略的明确性。但是在其制度的背后必有它实践的逻辑,其制度包含了多方利益的参与博弈,其参与主体本身也处于政治与社会场域的不同层次中,这也就决定了新农合制度的利益取向及发展方向。基于政治社会学的多元视角来分析制度中的博弈,通过利益的分配的多寡来探求制度运行的困境。     

从触及灵魂到触动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合作之维

我国的改革正值社会转型的深水区,其难度便是要触动既得利益,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在这一问题上发挥新的正能量?那就是转型。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与真实落实,依赖于社会结构的推动与契合,它既要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困境进行考察,也要基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去探究,以克服单一的视角、静态的特征和二元对立的思维。这种转型是一个从关注思想政治教育静态结构转向关注其在社会结构演变的动态过程;是一个从关注精英与草根断裂的社会事实转向介入与推动社会结构优化的过程,从而获取一种调和二元对立还事物逻辑于本身的理论视角。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运作方式本身并不能解决社会稳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这种非制度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却提供了别样的立场、眼光、参照系等。本文以社会结构为载体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领域,从触及灵魂到触动利益,达到优化社会结构,为实现社会顺利转型、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提出新的理论支撑。     

社会冲突视角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参与群体行为演变分析

环境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社会冲突问题,结合冲突演变的规律,环境群体性事件过程可以分为冲突酝酿、冲突凸显、冲突升级以及冲突消减阶段。冲突过程中,共同的环境利益诉求是促成集体抗争的根源;政治机会结构的变迁、可利用的多元化社会资源为集体抗争创造了条件,而体制内渠道无效则推动着集体抗争成为可能。所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路径应当以解决社会冲突为核心,加强各种机制建设,消除冲突根源。     

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

本文打通个人层次与社会层次联系,从微观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一般图景,以克服资源动员理论对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机制解释的不适应问题。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表明,情感在网络政治抗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打通个体分析层次与社会分析层次的联系是理解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是根本,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分析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社会转型期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在我国由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规范不断地受到冲击,整个农村社会结构面临着新的分化、整合,社会资源利益面临着重新分配,农民利益表达在现实的政治场域中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为此,应该从农民利益表达主体层面、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层面及资本层面寻找解决办法。     

国内学术界关于“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研究综述

近年来,一系列"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频频发生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研究中出现"非直接利益冲突"、"社会泄愤事件"以及"社会骚乱"等不同说法,各有创见。整体而言,学术界主要从社会结构性因素、群体心理特征、社会环境因素以及信息传播路径等视角,对这种冲突现象形成的宏观条件、行为逻辑、爆发场域、扩散机理和防范措施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对应急管理机制的研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行为方式，它既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政治学的发展概念。抗争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发展，它既发展了社会理论，也创新了政治发展理论尤其是民主转型理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抗争政治进行分析，并把其放入民主转型理论的范式转换中来思考抗争政治的含义、特点和过程，有利于深入地研究和解读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的相关问题，应该说，抗争政治提供了民主转型的新视角，虽然抗争本身不能直接带来民主转型，但它的出现对于改变人们的政治认同、培育积极的公民意识和构建公民社会，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抗争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关联性在于：在民主国家，抗争政治是直接民主的价值体现；在威权国家，抗争政治是民主转型的催化剂；抗争政治的三种结果，即被镇压、制度化和民主转型的实现。     

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的驱动逻辑与实现路径

政策议题建构作为公共政策的首要环节,在网络技术、社会转型、民主参与和公共政策相互嵌置的情境中,其价值理念、运作机制、行为模式、发展态势等维度逐渐趋向现代性。在问题、技术、理念和利益多维驱动下,政治权威、正式制度结构和非正式制度过程等政治机会结构因素发生变迁,导致政策议题建构权力分配格局变化,最终开启了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之窗。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的实现基于政府主动适应和公民理性参与的双向驱动逻辑,要以充分信息和低度强制的"中心—边缘协商民主"为模式设计,从价值体系、制度规范、行为模式和发展取向等不同维度实施全面、持续和本质的现代化变革。     

张东荪逻辑观述评

张东荪的逻辑观主要体现在"唯物辨证法论战"及其文化哲学中.他不囿于西方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规定,认为逻辑就是言语中的本然结构,是人造的必然规则.是由于文化的需要而产生.他主张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因之将逻辑分为传统逻辑、数理逻辑、形而上学的逻辑与政治思想的逻辑四种类型.他反对逻辑具有先在性、普遍性与唯一性的主张,为中国逻辑是否存在提供了一种答案和论证理路.     

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社会抗争及其治理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围绕着空间权利的社会抗争正呈现高发态势。正确认识和应对空间社会抗争行为,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城市空间社会抗争具有自身的特性和发生逻辑,它是对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与空间重构的一种能动反映,既受到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等宏观环境的影响,也集中反映了增长主义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正义价值缺失,更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现有体制、制度承载能力不足相冲突的结果。治理空间社会抗争既不能漠视其存在,更不能简单地高压,必须针对其形成机理和实质综合施治。通过谨守空间正义的价值,限制政府空间权力扩张,强化社会力量培育,完善法律救济制度等促进空间社会抗争有序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