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公诉执法理念的更新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给公诉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如何适应新刑诉法的要求,是新时期公诉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理念是行为的先导,要更好地执行新刑诉法就要更新执法理念、服务大局的理念、规范执法的理念、客观中立的理念、柔性执法的理念和监督与自我监督的理念指导公诉工作.     

对当前公诉工作的几点思考

公诉工作处于检察业务工作的中心位置,直接体现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执法形象。由于受传统公诉制度和理念的制约和影响,公诉工作并没有完全顺应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变化,一些内在的规律、特点尚未引起高度的重视和关注,一些固有的经验、做法值得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沉默权的理性思考

沉默权长期被我国刑事立法忽视的主要原因是渊源于宗教赎罪观和国家本位主义的自我归罪原则的影响.作为沉默权的对立物,自我归罪原则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要有效地克服这一弊端,必须确立沉默权制度,这不仅是人性与人道的社会伦理和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定罪量刑行为化和司法程序正义的客观需要.     

一种后现代视角的理性观

对传统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特征之一.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主张从根本上颠覆理性、解构理性不同,同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赫勒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理性观.理性是分享世界的确定性,理性内在地包含道德责任,理性远没有终结,无论是存在主义的选择,还是道德乌托邦的诉求,都体现出强烈的理性责任与理性信念.     

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研究透视

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是集历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于一身,探究人的自我认识及其人性的现实的展开的科学。历史观念在历史上表现为古代人文的历史观念、近代理性的历史观念和“科学的”历史观念等三种基本形式。历史哲学就是要借助历史思维去认识历史、思想、理性和人性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籍以获得对人性的真正理解。     

从"主体间性"到"交往理性":哈特与哈贝马斯的法律观比较

法律内在观点是哈特法律理论的核心,蕴合法律的主体间性,但不足以使法律具备合法性.交往理性法律观以普遍商谈理论为进路,通过语用学条件的预设、生活世界的导入、事实性与规范性的界分,逐步推导出具有正当、合理、可接受性的合法之法,从而超越了法律内在观点的理论局限.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法律的制定者即法律的承担者,合法之法凝聚着普遍共识,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必由之路.     

民事、行政案件公诉问题研究

民事、行政案件公诉是立法亟需规范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国家主要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公诉领域的真空地带,使法律调整的范围大大缩小,赋予检察机关对特定民事、行政案件的公诉权,则成为现实的需要和理性的选择.     

论宪法的人性尊严原则

从法哲学上看,古希腊学者普罗泰格拉斯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中世纪神学大师阿奎那主张神性决定人性;近代以来,洛克等经验理性主义者主张自私、贪欲是人的本性,因此每个人追逐自我利益的结果必然导致他人被工具化和商品化,康德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提出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命题,成为近代以来人性尊严的核心机理。在中国,自古就有“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人性观,孔子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出了“四心说”和“富贵不能淫”的人性观;现代儒学者蒋庆主张“礼乐制度中的人性尊严”。故此,西方学者主张的是一种利己的权利论式的人性观或者个人主义人性观,中国儒家学者主张的是一种利他的义务论式的人性观或者团体主义人性观。从法释义学上看,个人主义的人性观极力彰显个人自由,尤其是契约自由,国家主义的人性观过分强调整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二者均容易导致个人被工具化和商品化;人格主义的人性观介于二者之间,当为可取;“人性尊严”与“人格尊严”的区别在于：“人性”是相对于“神性”和“兽性”而言的,“人格”是指特定人的身份、资格和能力,是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化权利。人性尊严是一项上位宪法原则,正如国际人权法条文规定的一样,是各项具体人权的本源和基础。人性尊严原则的功能表现为：确立了国家权力运行的人性基础,标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底线标准,设定了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推定原则。     

中国古代人性观和西方现代“人性假设“的比较

中国古代的人性观和现代西方"人性假设"有着重大的差别.中国古代人性观产生于农业经济时代,其出发点是为统治阶级加强统治服务的,其结构为平面线性结构,其研究方法为经验感悟法,其人性观的本质是人的道德属性;西方现代"人性假设"产生于经济、文化、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其出发点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其结构为主体螺旋结构,其研究方法为科学的观察、调查、测验和实验等实证法,其人性观的本质是人的心理和社会属性.     

马克思主义辩证理性观探析

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是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扬弃,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理性观.马克思主义辩证理性观具有实践性、辩证性和历史性的特点.     

检察司法理念及实现方式

为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牢固树立四种检察司法理念:司法人性化、司法高效、司法民主、司法中立.检察职能实现方式的转换应当从慎用逮捕、刑事和解、起诉便宜、社区矫正等方面来进行.     

再论我国刑事诉讼公诉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与公诉标准不是同一的概念,公诉标准还要对公共利益及刑事政策进行权衡。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二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一种种属关系;很多国家都对公诉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大都赋予了检察官自由判断公诉标准的裁量权;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对公共利益及刑事政策的权衡也同样重要,应当赋予检察官权衡公诉标准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也要有所制约。立法中应当明确列明公诉标准的范围,以使检察机关在决定提起公诉时有所参照。     

《律师法》修订对检察机关的影响和对策

《律师法》修订对检察工作特别是职务侦查和公诉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检察机关应当通过积极转变执法理念、转变侦查模式、提高查案能力、加强证据收集等途径来应对变化，提升法律监督能力。     

论现代公诉权的价值构造

"公诉权"在我国被长期认为就是专指"刑事公诉权"。在这一片面认识的束缚下,"公诉权"很难被介入到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客观上阻却了公诉权的生存空间。其实,公诉权也是一种诉权,它除了涵盖刑事公诉权外,还应包括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现代公诉权的确立,不仅便于我们对各个诉讼制度框架进行整体把握,而且有利于深化和挖掘公诉权理论的新内涵,科学合理地配置公诉权在具体制度中的应用,更好地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以维护法制的统一。     

关于量刑建议权的几点思考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重要内容,是求刑权的外在表现,本文在论证量刑建议权价值合理性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对量刑建议抗诉权行使的时间、载体及具体内容提出了构想。并论证量刑建议与抗诉的关系。     

构建我国公诉变更制度的几点思考

公诉变更是控审分离的刑事诉讼结构下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公诉变更制度,实践中检察机关长期以来一直依据相关的司法解释行使公诉变更权。司法解释存在着过于简单的缺陷,使得实践中公诉变更缺乏严格的操作规范,应尽快以立法的形式确立我国的公诉变更制度。     

谈谈侦诉合一

侦诉合一 ,其核心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 ,有权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进行指挥。侦诉合一的构想 ,确实能够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法资源浪费、诉讼效率低下、侦查程序严重失控”等问题。因此 ,这一构想是积极的 ,但实现的方式 ,不是通过检察指挥侦查 ,而是应将刑事案件公诉权从检察权中分离出来 ,由公安机关行使     

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协调

完善我国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做法是：应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当中,适当的引入公诉权,国家机关不能被完全排除在这类案件的追诉程序之外;被害人在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中,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并没有让渡给被害人个人,公诉权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公诉转自诉案件应从自诉案件范围中剔除,针对公检不予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决定,可通过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来达到制约公权力、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目的。     

论公诉裁量中的公共利益标准

维护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裁量权时必须遵循公共利益标准。我国有必要在参考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公诉裁量的公共利益标准。     

裁量不起诉的法定效力

检察官提起公诉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衡量:考虑公诉证据是否充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公共利益的要求,考虑是否有必要提起公诉.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检察官可能会对某些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基于公诉裁量权而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具有不同的法定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