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的犯罪构成分析及其相关思考

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特别是在中国正在构建形式主义法治的今天,其重要性尤为突出.犯罪构成理论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理论的体现,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很好地使社会危害性与刑罚衔接完美,但在某些场合却会使两者出现裂痕,许霆案就是一个体现.基于维护形式主义、保持刑法威严的要求,法官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弥合这种裂痕.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国际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 ,在第 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从国内法向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及其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强化刑法人权保障功能。     

刑法司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兼论刑法司法解释的科学化

我国新刑法实施后,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司法解释中出现了与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之罪之法定、刑之法定等基本内容及该原则所蕴涵的人权保障价值相背离的内容。其原因主要在于没能完全接受罪刑法定的观念。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执行有赖于刑法理念上的变革。同时,重点研究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则和方法对刑法司法解释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刍议

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演进为切入点,探讨分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规定与传统罪刑法定原则的异同以及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贯彻实施中存在的障碍,提出解决对策和公正的程序,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验意义.     

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

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当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论和心理强制说。其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罪刑相当原则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都存在较大争议。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在价值取向上、立法要求上、司法上都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协调。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在我国新刑法上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但在司法上,有一些问题也必须得到重视     

略论罪刑法定的意蕴

罪刑法定原则源于西方的十三世纪,确定于十七、十八世纪。历经数百年的变迁,罪刑法定经历了绝对罪刑法定到相对罪刑法定的发展过程,并且继续迸发出勃勃的生机。1996年10月底在四川乐山召开的全国刑法学年会上,有十数篇文章从多个理论角度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本文将从法哲学的角度简要论述一下罪刑法定的意蕴和它的中国命运。 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法律格言包含了两方面的法哲学意蕴。一方面是罪刑法定之形而上,指蕴含在该原则内的“保障个人自由、平等、正义、法律     

罪刑法定与法治国家

罪刑法定的价值蕴涵大约包括保障个人自由、保障社会利益和社会公正、建立统治权威、提高司法工作效率等方面。罪刑法定原则贯彻任务还很艰巨。要尽快完善刑法典，以保证罪刑法定原则实施     

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对改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维护国家的社会治安稳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进行,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司法人员未完全确立罪刑法定意识,党政领导的干预等等。从而未能彻底地正确执行这一刑法原则。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以保障罪刑法定原则得到正确地执行。     

从毒品犯罪立法看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背离

罪刑法定原则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为世界上众多国家推崇、采纳.我国1979年刑法一方面把宪法原则中的罪刑法定精神付诸具体化和实体化;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明文否定罪刑法定,但很多规定与罪刑法定原则公然背离.新刑法虽然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的实际内容,并将其确定为基本原则,但在罪刑法定规则体系的实际构建中则仍然是既贯彻又背离.这在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定中随处可见.     

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的体系性构造

罪刑法定原则是限制国家刑罚权肆意发动的法治原则,其核心在于疏通出罪机制,以最终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因而是出罪原则,而非入罪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将罪刑法定原则塑造成为兼顾入罪与出罪的通用原则,丧失了其原生特性,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为被告人入罪提供支持、同案异判现象突出以及阻碍超法规阻却事由的适用等三重现状.为克服这样的困境,力争在每一个案件中都体现罪刑法定原则人权保障机能,可通过三重构造以充分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即杜绝裁判中引述"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入罪的法律依据;建立并强调"罪刑法定原则"与"同案同判"的内在法治联系;发挥犯罪概念"但书"的作用,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的实现.     

刑事司法视角下的国民预测可能性

作为刑法的精神内核,罪刑法定内含预测可能性原理,意图通过明文规定的犯罪与刑罚,克己守法的法官运用形式思维严格适用法律,使民众事先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保障行动的自由.然而预测可能性原理实现前提的假设被证伪,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与法律概念的类型化,使得法官适用法律时必然适当能动.同时,法官的法律思维与民众的日常思维存在较大...     

刑事合理性原则初探

法律上的合理性原则,一般与自由裁量权紧密联系。在刑事法律领域,合理性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一样,其出发点在于对国家行使刑罚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在现代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则最能体现出合法性原则对刑事裁量权的制约。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需要合理性原则加以补充;并且,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刑罚权的运用、法律解释以及刑事司法中的法官释法、自由裁量等,还需要以合理性加以限制,才不会出现形式的公正造成了实质的不公正的局面。     

论国际人权法中的罪刑法定及对中国刑事制度的指导

国际人权法上对罪刑法定作出规定,使罪刑法定的地位更显重要。以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为标尺,审视我国刑事制度,可以发现,在国际犯罪国内化、司法解释、空白罪状设置等许多方面,我国刑法还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遵照国际人权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制度中的相关内容。     

论法制原则在中国监狱管理中的确立

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的法律属性决定了监狱管理必须坚持法制原则。依法管理是监狱管理法制原则的具体体现,依法治监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狱人民警察是执行刑罚的主体,也是监狱管理的主体,监狱管理的法制原则能否得到贯彻关键在于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     

社会契约理论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社会契约理论是由自然法学派所提出来的一种国家学说 ,但是它却具有超越于国家学说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因为它涉及到国家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以及权力与权利等深层次宪政理论问题 ,并且它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人权精神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公共政策合法化的价值分析

公共政策合法化具有合法地位和合法性的双重目的,这就要求合法化程序和政策方案必须分别遵循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法律性的价值标准。其中,合规律性既要求合法化的程序设计符合合法化的内在规律,又要求政策方案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合目的性既要求合法化程序保障民意表达,又要求政策方案体现民意、维护民利;合法律性既要求将合法化程序法律化,为相关的合法化提供制度保障,又要求政策方案遵循有关的法律原则,符合法律的具体规定。     

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大司法化保护

在国家权力结构中 ,司法权是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重要力量。本文探讨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最大化原则。作者首先分析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的必要性 ,其次探讨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最大化的重要性 ,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结论。本文的结论是 :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的最大化原则 ,应当从目前所处的宪法基本原则的次级原则地位提升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重新认识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

随着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对其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深入探讨。从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入手，在对其影响的传统认识上进行一番探究，就不难发现传统认识的种种局限。因此，通过对马克思哲学发展轨迹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对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重新认识。     

论行政的合法性与合法的行政性

行政的合法原则贯穿于依法行政的始终,然而,在目前我国行政的合法性理论中,仅仅把行政合法性限制在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范围内,而不把行政组织的合理性存在作为合法性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无疑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一个错位。行政的合法性变成了合法的行政性,导致行政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将不当利益合法化,严重阻碍了依法行政的顺利进行。     

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科学总结和深刻反思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先后就我国法制建设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对我国法制建设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邓小平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战略地位、基本方针、根本原则、关键问题、基础工程、重要方法、政治保证和根本道路，为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