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廊道构建的理论与实践——以滇藏茶马古道为例

文化遗产廊道是国际遗产保护界内专门针对大尺度、跨区域、综合性线状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维与新方法。面对滇藏茶马古道屡遭破坏的严重事实,构建文化遗产廊道保护战略将茶马古道及古道上的遗产单体纳入区域性整体保护体系是极其重要且必要的。以遗产廊道理论为基础,文化遗产廊道在概念、内涵及建构模式方面形成自身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须采取多项措施保障以滇藏茶马古道为对象而进行的文化遗产廊道的构建实践,以期为我国类似于茶马古道的线状遗产保护提供有效借鉴。     

和谐美丽

迪庆地处"民族迁徙大走廊"核心区域和"藏彝走廊"交合部,历史上各民族在这里南来北往,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     

中国走廊学发凡——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

20世纪80年代前后,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最初是为从宏观上看各个民族的演变、进而进行民族识别,后来逐渐将其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希望以"藏彝走廊"为中心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发展西南民族经济。其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逐渐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目光投注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民族走廊。现今,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日渐兴起,中国人类学者开始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国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提出,"一带一路"将走廊的概念与研究范围推向国际化,形成世界民族走廊概念。无论是海外民族志研究,还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都为走廊学从对概念的定义与范围的界定走向实地田野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研究评述

有关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氐羌南下说、土著起源说、夷系民族说,几种观点都存在着一些缺环与问题.由于文献资料相对匮乏,对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今后应转向更加注重考古材料与文献的结合,注重对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各民族史诗、传说及相关的文化痕迹的发掘.     

藏彝走廊的道教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以道教在纳西族的传播为例

地处藏彝走廊南部的丽江纳西族地区,自古以来不同民族的宗教文化在此交融。道教自东汉创立以来,吸收西南地区民族巫术等成分,在纳西族先民中初步传播。明清时期,道教分别受到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在纳西族领主阶层以及普通民众间广泛传播,推动着纳西族对中央王朝以及汉文化的认同。道教在纳西族中的传播充分体现了藏彝走廊上多元文化的交汇以及纳西族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塑造和认同。     

民族走廊的延伸与国家边疆的拓展——以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为例

长城以山脉为界、陆上丝绸之路以沟壑为界、藏彝走廊以众多河流为界,自然地将中国内部分隔为高纬度、高海拔和低海拔三大生态文化区。经过五千多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生态与文化变迁,三大生态文化区的不同民族在融合与冲突间的关系中演化,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成为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带,国家政权因有多元文化为基础而凝聚力加强,边疆随之向三大文化区的边缘拓展,并形成各民族共创、同戍中国边疆的格局。     

藏彝走廊之城镇化发展模式探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展开了广泛讨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就藏彝走廊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后指出:像藏彝走廊这样的特殊区域,建设山水型旅游城镇是其城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对藏彝走廊蒙古族后裔传说的几点认识

众多的蒙古族后裔传说反映了13世纪以来蒙古族频繁活动于藏彝走廊,以及迁徙进入藏彝走廊的蒙古族与当地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蒙古族长期在藏彝走廊的族群政治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可能导致一些人群攀附蒙古族祖源,从而创造出新的蒙古族后裔传说。     

试论藏彝走廊“夷”类人群入唐后的去向问题

夷是唐以前藏彝走廊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一个人群类别,但在记载唐代史实的汉文史籍中却已基本不见称夷的人群。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与分析,指出夷入唐后主要有两种去向:一为吐蕃征服并统治;一是原先称夷的人群在唐代被转称作蛮。文章同时对夷在唐代被转称为蛮的背景进行了讨论,认为唐人的民族观及对藏彝走廊地区人群的分类标准与汉晋相比已发生较大转变。     

川西南藏族史初探

川西南藏族,分布在大渡河以南至雅砻江的下游地带。宋以来的文献称其为“西番”。人数共约五万一千多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聚居在木里的二万余人成立了木里藏族自治县,其余与汉、彝等民族杂居,未实行区域自治。川西南地带,属著名的古代民族走廊地区。费孝通先生指出:“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的拉锯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     

红水河流域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及其衍生载体的建设

至今仍然传承在黔桂两省区交界处的壮、瑶等民族的铜鼓艺术、蛙神崇拜以及民间歌咏习俗,具有重要的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价值,很有必要将其中的一些文化元素融入体现区域族群生存智慧和文化理想的现代生活空间的建构之中,让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在新的衍生载体中焕发生机活力。     

民族体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以德江土家族传统炸龙活动为例

炸龙是贵州省德江地区的土家族的传统民俗活动,传统炸龙活动包括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而炸龙仪式中的重要环节"炸龙"明显带有体育活动的竞技性和表演性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德江土家族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发生了巨大转变,炸龙活动的祭祀意义已经逐渐丧失。在当代,炸龙作为体育活动的功能日渐显现,民族体育成为了德江土家族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借助于体育运动的外在表现形式,炸龙活动的开展不仅带来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更促使了民族文化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中女村官的作用及实现途径——基于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调查

女村官是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是党的农村文化政策和民族文化政策的重要宣传者和实施者,是民族文化传播和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推动者,是乡风文明、和谐农村的示范者和引领者。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女村官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需要通过健全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机制,建设民族地区农村女性人才库,构建先进性别文化,分层次、多渠道培训女村官等多种途径,推动女村官在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注重调查研究 发展民族理论——纪念"六山六水"民族调查20周年

“六山六水”调查 (贵州民族调查 ) ,是我国民族研究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重大学术研究工程 ,为贵州省的民族研究事业、为全国的民族研究事业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将成为世界各民族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本文乃是对这一调查研究工程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提出自己的看法。     

略论民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以纳西族服饰的流变和推广为例

民族服饰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纳西族服饰流变的研究和纳西族服饰的传承推广 ,为各民族服饰的保护传承提供了一个范例。继承、创新是弘扬民族服饰文化的根本 ,要以文化互动的视角和观点 ,正确认识民族服饰的重要价值 ,搞好舆论宣传 ,并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 ,走与旅游同步发展的道路。从实际出发 ,采取分类指导、全面启动的原则 ,从而加快与世界的接轨 ,是我们传承和发展民族服饰的根本目的     

特色村寨建设中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研究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通过对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推进民族村寨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文化机制创新不足也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分析了构建民族文化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补偿的原则、标准和方式进行详细阐述;提出了民族文化补偿机制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制度保障、法律保障、财力保障、参与保障等四个方面。论文通过对村寨建设中民族文化资源补偿机制的探讨,以期对村寨建设中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的实现提供新的思路。     

论黔东南少数民族村寨传统体育文化的旅游开发

少数民族村寨有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大多具有娱乐性、参与性、趣味性、健身性、竞技性等特点,是开展文化体验旅游的重要资源和载体。文章分析了黔东南民族村寨传统体育项目的特点及其开发意义,并就如何开发民族旅游村寨传统体育文化以促进文化体验旅游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加强民族村寨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突出特色和优势,因地制宜选择体验项目,实施一村一品开发策略,精心设计体验项目和产品,形成主客互动参与的激励机制,加快传统体育旅游商品的开发,是促进民族村寨旅游多样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耍青龙、玩白象”为例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巨大变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到"更快、更高、更强"理念的西方体育文化的日益侵蚀,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容忽视,通过对阿昌族民族体育活动耍青龙、玩白象的起源、活动平台和活动形式进行分析,充分显示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综合性文化活动功能,从而促进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普及和传承发展。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以云南、贵州、海南为例

通过云南、贵州、海南的实践经历,认为新时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成效显著,开发模式不断增加,旅游精品不断涌现,旅游开发管理与促销成绩突出,但开发中也呈现出浅层次开发、歪曲性开发、重复性开发、过度性开发、片面性开发与隔离式开发等问题。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学者、企业与民族群众要密切协作,增强文化遗产的长远保护意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游,不断完善旅游开发的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