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市场化、多元化、科学化、法治化和文明化,而在这"六化"之中,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准,因而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法治化的过程。本文认为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应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体从推进依法执政、完善立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法治化等方面提出构建法治体系的建议。     

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建设

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建设,对于强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能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行政环境,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的建设当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通过强化公务人员法治化意识、法治化进程、科学民主决策、行政执法体系、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违法行政责任追究制等理念、制度、政策和方法来推动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的建设。     

浅论政治权力法治化

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并从必然性、途径、原则等方面论述了政治权力的法治化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中,江泽民又大力推动了我国政治权力的法治化进程。这对于依法规范权力运行,实现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权力扩张和失范及其治理路径选择

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权力恶性膨胀、无序扩张,滥用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情况比较普遍和严重.当今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膨胀和扩张,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也同政府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状况不无关联.有效防止公权力滥用和失范,既应把地方政府权力行使纳入法治轨道,还应将地方政府权力制约纳入法治轨道,推进其法治化进程.推进地方政府权力制约法治化,是破解当下一些地方制约权力的新的制度规范不断出台、而侵犯私权利的权力腐败案件却多发频发这一困局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实现权力法治的重要保障.     

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重要命题,在理论意义上进一步拓宽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也标志我国法治化建设进入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整体性、系统性的要求,不仅应认识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需要探求法治国家建设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核心要求上,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统筹推进国家具体工作领域的法治化、国内工作和涉外工作的法治化、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法治化等。在重点任务上,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处理好本国法治传统与借鉴他国法治经验之间的关系,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最终形成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良效格局。     

推进我国基层“枫桥经验”法治化的思考

"枫桥经验"法治化就是在"多元化化解矛盾、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服务群众"的各个环节及各个领域,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枫桥经验"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有效举措,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是"四个自信"的生动实践。基层对"枫桥经验"法治化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与宏观规划,强化基层保障力度,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的法治素养,夯实法治文化土壤,以推进"枫桥经验"法治化。     

破除“民主迷思”

徐邦友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认为：地方法治化是指区域性共同体在国家法治的基本框架内，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就依法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与权利、调节各领域社会关系所作出的建设性努力及其相应的具体制度安排。它是国家法治原则和基本法治制度在地方上的具体化，同时也是法治制度在最前沿层面的实践创新。     

“法治乐山”建设的现状调查及对策探析

地方法治建设是国家法治建设最前沿的探索和实践。各个地方的法治建设只能依赖于以法治国家为整体目标,结合地方自身实际开展具体的、实践性探索。不断加强地方党委和各级党组织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努力提高"法治乐山"建设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加强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建设,积极培育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和法治意识,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法治化。     

地方立法的冲突规范与秩序构建

地方立法权扩容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举措,推动了地方法治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切实加强地方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地方立法的积极性。从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而言,法律规范的冲突难以完全避免。面对事权冲突、职权冲突与规范冲突,地方法治应当从场域秩序、主体秩序、效力秩序、价值秩序等方面统筹规范地方法律关系,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涵的法治秩序,构建在法治建设总体布局前提下的新型地方立法机制。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思潮已发展成当时中国诸多社会思潮中最有号召力且影响最广泛的一种思潮。它是中国人民的政治立场和文化选择,与近代中国法制变革互为表里,并制约着传统法制的现代化变革。守旧救国思潮并不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代表其主流的是变革救国思潮。就发展大势而言,守旧救国思潮不断低落,日趋穷途末路,变革救国思潮日益高涨,不断加速推动着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论英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警察管理制度的改革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其法治现代化起步也较早。文章从建立行政区划为准的警务区制度、建立全新的警察领导体制、创设有组织犯罪重案局、完善警察逮捕制度、沉默权制度的改革等五个方面对英国法治现代化发展中警察管理制度的改革进行论述,以期对今天正在进行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我国有所启迪。     

历史性的选择：执政党依法执政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执政党要依法执政。这是历史性的选择,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依法执政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是我党50多年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论城管执法的困境与重塑——人本主义观念的确立

当前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与小摊贩之间的矛盾冲突层出不穷,甚至有许多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城管李志强被杀一案,引发人们的许多思考,城管执法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为此,各地政府部门为改善城管执法,缓解社会矛盾,出台了许多新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中有的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有的则违背了法治精神。只有在立法中贯彻、在执法中树立人本主义观念,城管执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中国现代监狱制度价值解读

监狱是依附于国家的一个“特殊标志物”。监狱工作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 ,很显然 ,应当体现和贯彻政治文明的要求 ,呼应政治文明的建设大局。当代监狱的进步文明的价值在于要与时俱进 ,赋予和开发其具有时代意义、创新意义、引导社会发展意义的崭新价值。法治、权利、科学、改造、文明、谦抑等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价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根本利益三大要素,全面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党执政的合法性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从根本上回答了治党治国之道,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     

论执政党依法执政

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后,如何治国理政才能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并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在执政三十年后,鉴于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命题,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发生了科学转变,依法执政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理政方式的历史性选择。如何认识依法执政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趋于完善的鲜明标志,如何把握治国基本方略与执政方式的内在必然联系,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坚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宪政在政治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治文明以民主政治制度为核心 ,以实施宪法、实行法治、制约权力为保障。宪政是以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基础 ,是宪法规范及其实施并对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现实影响的产物 ,是现代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果和标志。宪政对政治文明具有保障民主政治的运行、建立和维护社会正常的政治秩序、制约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等方面的作用。树立宪政意识、实行法治和党的依法执政等是政治文明建设中急需完善的主要问题。     

“90后”青少年人格教育的新思考

新时期,加强＂90后＂青少年的人格教育,需要在社会政治理想、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素养、民主法制和纪律观念等方面重点展开,这是＂90后＂青少年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