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缺陷分析及对策思考

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中的一种,强制执行权在各国多有不同。我国的模式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目前,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上升快执行难的现象,也凸显出了很多缺陷。为此,通过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缺陷分析,力求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进行有益的对策思考。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选择问题分析

19世纪初,行政强制执行法律制度开始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差别,形成了世界各国各具特色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问题实际是指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问题,即行政强制执行权在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选择,影响着法院和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分配,也影响到彼此之间的职权范围。以我国最新颁布的《行政强制法》为依据,分析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非常重要的执行主体问题,希望能够完善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以进一步推进行政法的发展。     

我国行政审判制度存在问题及出路——兼论我国行政法院制度的构建

《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颁布与实施以来,我国的行政审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在各方面受制于行政机关,而难以做到审判的公正与独立,造成了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行政审判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走入困境,而建立行政法院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在西方国家的行政法院制度模式中,我国应借鉴俄罗斯模式,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法院制度。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再选择--行政机关的本源性权力与司法机关的延展性权力之博弈平衡

关于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模式的利弊,学界多有讨论。很多学者主张应当将行政强制执行权收归行政机关,但在制度设计上多有不同。在现行国务院机构改革及法治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可将行政强制执行权视为行政机关的本源性权力(应然权力)和司法机关的延展性权力(实然权力),并在此分析框架下,寻求该种权利在应然性和实然性之间的平衡,由此探讨将各级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机构,并使得司法权回归至监督权的本质。建立以行政机关为主、司法机关为补充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可以改变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中司法机关沦为行政机关的执行机关的尴尬现状。     

非诉行政执行的正当程序及其法律控制

非诉行政执行是人民法院根据行政机关的申请,依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行政强制执行。事实上,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序并无实质上的约束力而流于形式,从而放纵了行政权力的扩张,甚至使有限的司法权成为执行行政权的工具,其结果不仅是漠视和剥夺了行政相对人正当权益、损害了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目的,而且还削弱了司法权威。为此应当在行政强制执行理论范畴中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进行深度研究并结合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配置等要素,将非诉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从制度上重新整合,突破理论上的瓶颈和掣肘,完善法律救济渠道,在正当程序法律分析的基础上对行政强制执行予以法律控制,全面实现行政法制现代化。     

我国行政审判体制的现实困境与应对出路

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是在建国后建立起来的,其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这一审判体制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德国司法系统模式能最大限度确保行政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理行政案件,为欧陆各国所效仿。设立类似德国模式的行政法院可为我国行政审判体制的现实困境找到出路,为此,需要我们观念上的及时跟进以及处理好行政法院的组织设置与人员安排。     

行政强制的理论定位：冲突与选择

行政强制权扩张的必然性和公民权益受损的可能性构成了行政强制理论前提的內在张力,行政强制权的实施以不侵害公民基本权益为底线.公正和效率是行政强制价值取向的两种表现形态,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公正是行政强制首要的价值选择.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目标是限制行政强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权利本位是行政强制的根本宗旨.司法机关执行模式和行政机关执行模式各有利弊,我国现有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悖谬,确立法院审查行为和行政机关执行行为严格分开的制度是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理性选择.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问题研究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管理领域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是行政强制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证行政决定义务内容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以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理性反思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探讨完善的途径,从而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向.     

国外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比较

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问题实际是指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问题。综观世界各国，由于历史背景、社会现实、法律传统以及行政法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形成各国不同类型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我国目前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还没有定论，笔者认为应将国外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进行厘清，以期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设置有所裨益。     

论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的“非强制性”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在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特别规定了催告履行和协议执行这两种"非强制性"的方式,这是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上的创新。"非强制性"的方式是以"柔性"管理手段来实现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同的目的,对促使行政相对人及时履行法定义务具有提醒功能、催促功能、协调功能和警示功能,是行政法适当性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的体现和贯彻。"非强制性"的方式的实践运用,需正确处理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关系,并在提前加以运用、增强催告的说服劝导功能,放宽执行协议的条件上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