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解改革新论

调解主持人员的双重身份、法院的职权主义都不是我国法院调解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强制性是法院调解运作的基础。我国法院改革应以扩大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为导向,设立庭前调解制度,实现诉讼中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二元机制,在诉讼外另设法院附设调解程序,建立法院内调解程序的二元机制。     

构建我国特色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基于我国调解改革实践的思考

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在我国至今尚无法律规定,但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已涌现出了法院附设调解室等类似法院附设调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总体看来,这些改革卓有成效,但缺乏成熟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支持,亟待得到法律层面的承认与整合.在吸收部分法院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我国需要构建融合诉前调解和审前调解的特色法院附设调解制度.     

法院附设诉前调解之制度构建

法院附设诉前调解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在我国台湾地区有着成熟的运行经验，社会效果良好。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大调解工作格局建设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视法院附设诉前调解，并进行制度上的建构，使之成为与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相配合的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渠道，促使社会纠纷便捷、经济、和谐地解决。     

略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改革

在实践中,法院调解曾经在消弭纷争、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调审合一、以调为主的运作方式逐渐暴露出强迫调解、久调不决等诸多弊端.解决这些弊端关键是完成诉讼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建立非诉化民事调解,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从法律上保护当事人对程序和实体上权益的处分.     

我国法院附设ADR之探讨

法院附设ADR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 ,它以法院附设的调解和仲裁为基本类型 ,是国家司法行为和当事人合意行为的结合 ,并以公平、正义作为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法院附设ADR可以使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 ,解决我国社会不断增长的案件数量与法院相对不足的消化能力之间的矛盾 ,因此对我国法院附设ADR制度的原则、案件范围、调解人和仲裁人的资格问题以及最低程序保障等问题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紧迫而且有必要。     

论我国的法院附设ADR制度

本文从ADR制度的概念来源为出发点,结合我国法院附设ADR制度的应用,指出了目前我国法院附设ADR制度在操作性、程序性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建议通过良好的操作程序、强化监督机构、建立调解人资格审查制度和调解人管理体制,制定具体的调解程序和调解人行为规范等方法完善这一制度。     

浅议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是近年来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笔者分析了调解制度存在的审调不分、强制调解、当事人反悔三大突出问题,指出调解制度要走出困境必需建立审调分离的制度、界定调解的适用范围和建立诉讼和解制度。     

改革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探析

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优势,长期以来都是民事纠纷当事人解决纠纷和审判法官处理案件的首选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日益提高的法制意识,法院调解制度一方面在法院结案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另一方面,显露出制度本身的不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显得十分必要。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初探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规定了法院调解制度,但由于调解和判决同时规定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又同属结案方式,导致了调解功能的扩张和判决功能的萎缩,形成了调解主导型的民事审判方式。本文在分析了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后,提出了建立“调审分离、审前调解”的法院调解制度是解决现行制度存在问题的根本出路的现点,阐述了审前调解制度的特征和优点,论述了我国建立该制度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和改革方案。     

法院调解强制性因素的话语分析

强制性因素在法院调解中的适度运用具有正当性。强制性因素通常以调解话语的方式向当事人施加影响,而这些话语可以类型化为判断话语、权力话语以及社会话语三种。在法院调解强制性因素话语规范方面,可以从行为规范的角度保证法院调解人员妥当使用调解话语,从模式规范的角度通过确立根据申请的调审分离原则确保审判权不对调解当事人造成威慑,从程序保障方面要求法院固定调解过程督促法官妥当使用带有强制性因素的法院调解用语,从后续救济方面确定调解撤销之诉对法院调解合法性的独立认定。     

民事诉讼调解中的若干问题

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在当事人自愿和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就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问题达成协议,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民事争议的诉讼活动。应当说,长期的司法实践证明,调解制度有利于迅速解决民事纠纷;实现公正、效率的执行;节约诉讼资源。然而,这项制度已经暴露出许多现实问题,如地方保护;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等。我们需要尽快完善民事诉讼调解程序,以更有效快捷地实现司法正义。     

调解中的博弈与对策——对一宗交通事故调解案的分析

调解的过程其实是一场博弈的过程。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空间位置以及相关的人文空间对警察作为调解组织者权力的实际运作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了调解成功,应当通过自然空间和人文空间的转变,重新构造权力格局,确保警察的权威。另外,陪同当事人参与调解的亲朋好友在调解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劝服他们是成功调解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论刑事协商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适用

刑事协商制度是指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为前提,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充分考虑对方诉求的基础上相互妥协,就刑事案件的程序、实体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对话、合作与互惠,薪非对抗的一种司法制度。刑事协商制度是我国理论界对刑事诉讼制度的一种创新,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州事政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应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阶段。可着重从警务衡量制度与警察行为选择方面看刑事协商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适用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操作程序．     

运用调解制度,及时防范"民转刑"--对民转刑案件调查的思考

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刑事案件很多是由普通的民事纠纷恶化形成.自愿、公平、合法、平等地进行调解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实施民事调解制度的重要原则.自觉运用调解制度,防止民事纠纷的恶化,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司法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调解机制中的治安调解研究

治安调解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调解与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在受案范围、功能、程序规定等诸方面存在不同,具有互补性。大调解在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应以内涵发展的方式构建大调解机制,并在大调解的格局下进一步完善治安调解。     

日本法院调停制度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比较

日本法院调停制度与我国法院调解有相似的地方,但又有着显著的差异。文章对日本法院调停制度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进行比较,理出它们的共性和差异,试图对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寻求出可行方案。     

美国法院建立调解制度的历史尝试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三个法院启动了建立调解制度的尝试。试验性的法院调解制度仅仅适用于民事案件。凡符合法院调解管辖前提的申诉会被很快送往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经过非正式的取证,最后作出裁决。如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服裁决,则启动正式的司法程序。之前的调解和裁决均归于无效。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宪法都载入当事人寻求公正司法救济的权利。若当事方对调解结果没有正式提出任何异议,调解员作出的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     

社区调解、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司法——法律制度的重构

作者通过对社区调解以及其他恢复性司法程序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认为应将恢复性司法从刑事司法制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制度,并最大限度地用恢复性司法解决冲突;恢复性司法应使用当事双方地位平等的民事诉讼程序模式;当恢复性司法未能解决冲突时,应使用民事诉讼而不是刑事诉讼作为后盾进而解决冲突。     

行政治安调解的反思与完善

治安调解属于行政调解,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具有诉讼等纠纷解决手段所不具备的优势。在功能上,行政治安调解具有密切警民关系和加强社会控制的功能。在规范上,行政治安调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法律依据,并以公安部颁布的其他文件为依托。行政治安调解在性质上为行政相关行为,不具备可诉性和可复议性。行政治安调解制度本身的内在悖论使这一制度在立法上和实施上存在着诸多缺陷,在分析此问题基础上对行政治安调解的受案范围、调解程度及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改革和完善建议。     

中国的外交斡旋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什么外交解决朝核问题这么难?

中国适时的外交斡旋促成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中国主导的外交斡旋创造性地发展了多边谈判的性质和内涵,并在兼顾短期与长远利益、原则性的核不扩散机制与现实的安全需求的基础上避免了冲突升级.从认知差异、斡旋目标和依托的资源对比看,六方会谈机制内的外交斡旋又是极富挑战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