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法公信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蕴含了实现充分民主、严格法治、安定有序和普遍正义等基本要求。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保障人民权利、推进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的功用,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司法公信力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可以有效地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要求的实现,进而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以“三治结合”推进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的总体目标。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根本遵循和路径。因此,要多措并举激发村民自治活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乡村德治建设,以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研究——基于陕西省C镇的案例分析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保障。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乡镇政府的应然角色是乡村自治秩序的维护者、乡村“剩余事务”的吸纳者和基层群众参与的组织者。调研发现,乡镇政府角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被动缺位”和“主动越位”的错位现象,且这两种错位具有同源性,即都是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下乡镇政府的策略式选择,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包括国家逻辑的复归和科层制逻辑的式微,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互促机制的缺失,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的错配等。这亟需从村民、乡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三个层面“增能”与“赋能”相结合,推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正位,进而形成和谐健康的乡村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以烟台市党建示范区为例北大核心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在乡村治理语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基于对烟台市党建示范区的案例分析发现,乡镇党委通过构建区域性党建的治理结构、发展政经合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建立党群联结的社会治理网络三个方面的党组织建设创新,从治理理念的转型、治理主体的转变和治理结构的构建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在于,将党组织建设作为基层党政体制与村民自治中的一种治理机制,利用党组织建设的灵活性和党员身份的复合性,通过党组织建设创新,推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特殊的组织优势,能够实现乡镇政府和村庄社会的联结,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和推动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以“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我国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败。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需实现治理实践从碎片性向总体性转变、治理内容从局部性向全面性转变、治理手段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研究——以基层腐败为切入点

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在当前社会基层治理中势在必行,而基层腐败作为基层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和关键性问题,成为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突破口。基层腐败问题之所以顽固存在,主要原因在于针对基层腐败的各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基层民众由于"不知情"和"分散弱势"而"不想、不敢监督";乡镇政府由于行政化依赖而"不愿、不能监督";县级监察机构则由于"鞭长莫及"而"无力、无从监督"。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必须以根除基层腐败为切入点,因此也就必须着眼于基层民众的权利保障,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治理改革,构建民主自治的乡村共同体生活,形成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治理体系和反腐体系,稳固持久地提升基层治理和基层反腐的水平和质量。     

党内法规体系与法律规范体系的结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文本要件分析

透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有必要从界定党内法规开始,讨论党内法规体系与法律规范体系的结构与关系。"党内法规"一词是沿袭性政治用语,不是规范的法律语言。党内法规属政党规范的范畴。从二者关系上来看,国法高于党纪、党纪严于国法是其最基本的关系体现。国法高于党纪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党纪严于国法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体现。从二者结构上来看,法律规范体系是权利本位的底线自由,党内法规体系是义务本位的责任要求。在法治运行中,二者形成了一大一小、一松一紧的双重规范结构。     

充分发挥立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强立法工作,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科学立法,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     

新时代乡村“微腐败”及其治理路径研究

新时代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乡村"微腐败"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乡村"微腐败"问题由于相关法律缺失、监督不到位和制度失灵而陷入治理困境,呈现案件易发多发、手段和方式花样翻新、"抱团腐败"相对突出和涉及领域广之态势。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既要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惩治乡村"微腐败"以"治标",又要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融合,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以"治本"。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加快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有利于推动乡村科技化发展,又有助于扎实推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挑战,其主要挑战集中表现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缺乏农民的实质性参与、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有待提升以及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亟待健全等方面。因此,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主要在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及增强农民的满意度。     

切实推进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治国理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由主体能力、过程能力与结果能力三方面构成。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与其所在的制度环境、干部能力以及所面对的治理对象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实现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完善制度设计,强化制度落实;提高干部能力,强化担当意识;优化乡村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     

现代法治的逻辑——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

在实践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在理论上参透法治的内在逻辑。法治作为一种现代治理模式,体现为从宪法到普通法律再到行政法规等一整套层级化的规则体系;法治本身要求公共权力分为"论证与达成规范理由的民意表达、整合与确认"、"已确认的法律规范的执行与实施"与"运用规范理由的公民权利保障与救济"三种职能。这种功能性分立尽管与部门的分立紧密相关,但绝不是纯粹部门化的;法治可以有效地设定整个政治与社会的规则框架,实现权力与权利之间、权力相互之间、权力与责任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法治的关键与精髓在于这种平衡;法治要呈现为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必须在制度的完善合理、运行的切实有效、法治文化的建设三个方面形成相互作用的良性反馈循环。     

权利、法治与公共治理——基于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是建立在权利和法治基础之上的公共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公共治理有别于传统二元体系下的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交互性、网络化、持续性、手段多样性等基本特征。权利是公共治理的推动要素之一,也会阻碍公共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法治与公共治理会产生良性互动,公共治理下的法治也会面临诸多挑战。在当代中国,要结合具体情况梳理权利、法治与公共治理三者互动下所建构的逻辑框架,力求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上的参考和现实性的解决方案。     

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同时仍面临治理主体法治意识亟待提高、法治资源不足、法治宣传效果不理想、有些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矛盾等现实挑战。为此,应着力增强治理主体的法治意识、加大法治资源供给、提升法治宣传实效、调适法律法规与村规民约之间的关系,深入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     

打造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三维审视

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的基础与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与程度,是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与根基。当前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不是零敲碎打的碎片化构建,而是在中央顶层设计下环环相扣的构建,结合乡村的特殊性,采用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不同治理形态,具有浓厚的现实性、可行性与操作性。     

农民上访视角下的乡镇政府治理——浙东A镇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对浙东A镇农民上访事件的个案分析,认为,当前以农民上访为主要形式的乡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压力型体制"是乡镇政府失范继而导致乡村失序的根源所在;解构"压力型体制",建构多中心的治理体系,是乡镇政府化解乡村冲突、重塑乡村秩序的根本出路.     

村民自治背景下和谐乡村关系之构建

在村民自治的大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影响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在村民自治的进程中,一些地方乡村关系存在不和谐现象,乡镇政府过分干预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散漫化造成了乡村关系的失调与紧张,给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治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乡村关系不和谐有乡村干部素质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体制性因素.构建和谐乡村关系,应提高广大乡村干部素质,更应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我国检察监督权的历史源起与合理定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建立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监督权的实质在于履行法律监督功能。实践中,人们对检察监督权的定位存在争论,认为检察监督权可为司法权或行政权或准司法权。实际上,检察机关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而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独立监督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检察监督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历史发展,是一种良政。     

发展现代化农业 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正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作为农业大省的黑龙江省,贯彻落实好中央决策,必须把发展现代化农业摆上突出位置,完善和     

礼法互融：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协同衔接的法学逻辑与路径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协同衔接的法学逻辑,可以从概念维度、经验维度和实践维度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二者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又具有外在的区别性。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协同衔接,有助于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此,需要确立起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协同衔接的契合理念,健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协同衔接的制定协调机制、实施沟通机制、冲突排除机制等内部融通机制,并建立起村规民约的外部转化机制,将成熟可行的村规民约逐步上升为国家法律,以完善国家法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