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框架的新要求,也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同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巩固党在农村的基础工作;同时,农村现代化也不仅仅是基础建设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还应包括农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道德理念的升华。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规范“小微权力”的河南实践及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基础。规范“小微权力”,实现阳光政务,构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壮大集体经济与激发村民内生发展为动力、多元化治理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建设美丽乡村、留着乡愁的根本保障。     

选准用好新时代乡村治理带头人

正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同样如此。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善治水平,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乡村治理却面临诸多问题,如贫困村后期乏力、村组织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乡村治理的队伍建设不到位,强人难选、能人难留、人才难引、力量难聚等。当前,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必须在构建和完善乡村治理的队伍体系上下真功夫出真招。     

以集体产权治理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实践出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乡村的具体体现。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主体悬置、资源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未抓住集体产权治理这个“牛鼻子”,以实现集体产权有效治理,所以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实现治理有效,还得从集体产权治理着手。为此,需要通过明晰集体产权治理的核心地位、构建“自治+多元”集体产权治理权责体系、打造乡村集体产权善治基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为乡村治理提供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个全面"视角下推进乡村治理的多维探析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短板和弱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吹响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号角,也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勾画了清晰的“路线图”。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视角,探析如何推动乡村治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有助于2020年底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有助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以文化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度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上下功夫、出实招。充分发挥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以文化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有机融合,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现代性意蕴中的国家与社会:梁漱溟重建乡村社会的主旨及其当代价值

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乡村向来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基本而又独特的单元,如何理顺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基在乡村,只有建立起农民自主的乡村组织,才能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培育起农民应对现代化挑战的能力;而保持乡村社会建设的相对独立性,造就农民自主、自觉的乡村社会则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基础所在。梁漱溟所提出的以乡村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国家发展的独特构想为当下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以烟台市党建示范区为例北大核心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在乡村治理语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基于对烟台市党建示范区的案例分析发现,乡镇党委通过构建区域性党建的治理结构、发展政经合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建立党群联结的社会治理网络三个方面的党组织建设创新,从治理理念的转型、治理主体的转变和治理结构的构建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在于,将党组织建设作为基层党政体制与村民自治中的一种治理机制,利用党组织建设的灵活性和党员身份的复合性,通过党组织建设创新,推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特殊的组织优势,能够实现乡镇政府和村庄社会的联结,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和推动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以“三治结合”推进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的总体目标。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根本遵循和路径。因此,要多措并举激发村民自治活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乡村德治建设,以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山东省曲阜市为例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效能如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追求可以为基层治理提供借鉴,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化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之道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的乡村治理既要适应现代化进程,融于国家治理的大体系中,又要维系乡村现有秩序,保持乡村社会的独特性。面对乡村治理的诸多困境,如乡村社会的离散化、基层组织和社会整合能力变弱、礼治与法治冲突、乡村发展缓慢等,必须重视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探索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共治与善治,促使礼治与法治的共生融合,重构乡村共同体,实现乡村繁荣美丽。     

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理论阐释与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由此,财政亦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是发挥农业农村公共属性和正外部效应的基础,是协调农村中个体需要和群体需要以及社会公共需要之间矛盾的基本机制,是乡村振兴各要素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和有效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发挥财政对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需要建立现代的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乡村治理中中央与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建立财政涉农资金的现代预算制度,完善农业农村税收优惠政策。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这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半正式治理的作用重建——以上海市Q村为例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     

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正>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乡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坚持把治理体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加快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有利于推动乡村科技化发展,又有助于扎实推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挑战,其主要挑战集中表现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缺乏农民的实质性参与、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有待提升以及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亟待健全等方面。因此,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主要在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及增强农民的满意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基于此,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充分认识到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进而探索构建这一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才能藉此以窥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行路径.     

以“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我国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败。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需实现治理实践从碎片性向总体性转变、治理内容从局部性向全面性转变、治理手段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     

农村基层治理创新

<正>开篇的话"农村治、天下兴。"乡村是国家的细胞,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三农"格局发生了变化,迫切需要一个现代化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与之相适应。农村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点,也是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在深化农村改革中,我省各地就探索农村基层治理进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