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要统筹兼顾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于1月31日发布。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合金量很高的强农惠农政策。其中，不但“农民工”三个字眼出现了12次之多，而且提出了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传递出党和政府对大约2．4亿农民工和占农民工总数超过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 本期特邀业内专家撰文，对诸如迫在眉睫的民工荒，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企望及如何融入城市以及农民工的权利贫困等问题进行阐释和剖析。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归因与反思

李磊、俞宁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经济、社会和心理三方面的融合困难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直接原因。应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与利益诉求，从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两方面继续探索破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新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路在何方

1月3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连续7年锁定“三农”，并首次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使用，传递出中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度关切，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高度关注。     

镜像中的新生代农民工

随着农民工的“更新换代”,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了历史舞台。本文以镜像理论剖析了三种镜像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镜像、城市管理者中的镜像、媒体中的镜像,从而对农民工这一群体进行了充分地解读和分析,并对如何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提出了建议。     

社会冲突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探析──基于GGF监狱调查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力求解决问题，其意义重大。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近1个亿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既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又是社会发展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他们长期处在城乡之间，成为“双边缘”人，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在GGF监狱调查发现，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发人深省。     

夫妻共进退：中西部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策略与现实困境

基于中西部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与上一代农民工“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研究发现，之所以形成“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主要是由于农村青年男性面临的婚姻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出于保卫婚姻的考虑，选择夫妻捆绑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同时，随着教育观念与教育环境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带着孩子一起流动，最终实现“全家共进退”。新生代农民工的家计模式虽然实现了核心家庭的生活完整，但是由于劳动力的次优配置、家庭资源配置生活化，减弱了家庭资源积累，最终导致家庭发展能力弱化。新生代农民工家计模式转变的背后是青年农民婚姻性质的变化与核心家庭形成原因的改变。     

城市在左，农村向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样本

如今．不少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已经返乡“安巢”。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开始如同“候鸟”一般飞往城市。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也首次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道全新命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三高三低"的特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处于城市制度之外的社会群体,社会地位边缘化、居住边缘化、就业边缘化、经济地位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比农民工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并非一朝一夕。政府应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真正摆在议事日程,给予特殊关注,采取多种途径解决这一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     

走近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从此，这个群体概念进入了公众视野。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数量上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他们面临的民生、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将成为我国政府和全社会高度关注并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捕风捉影

近半“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城市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目前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有41．4％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更愿意定居在“目前工作的城市”，61．2%的农民工愿意定居在“家乡附近中小城市”，29.7％的农民工愿意回农村，愿意定居“乡镇”的占23．3％。     

新生代农民工违法犯罪问题调查报告——以温州市为例

本文依托温州公安机关多年来信息化建设成果，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运用占比分析、秩和检验、主因子分析等方法对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违法犯罪主体基本特征、差异性水平、主体构成等进行横向对比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违法犯罪有其独特性。据此，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违法犯罪周期面积图和对数方程，获得较为理想的分析结论，并在此实证基础上提出了“科学警务”和“人文关怀”两个方面的管理建议。     

应赋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公平权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执政者近期提出的一个群体身份概念。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采用了这一提法，并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捉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重视和关爱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一群体已经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城市建设离不开他们，企业转型升级离不开他们。关心、关爱新生代农民工，既是社会的责任，也是发展的动力。     

谨防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双重边缘人

“既融不进城市，又不喜欢农村，这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心态的真实写照。”来自深圳的广东省人大代表魏小明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很多农民工是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边缘人”。新生代的农民工对现代城市文明充满了渴望，但由于收入、住房等现实因素，他们很难真正留在城市里；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由于制度建设滞后、农民工自身能力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具市民化意愿而并无市民化自觉之群体，他们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又不能安守农村，普遍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农村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之路。     

个体化与制度化编织的人生：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学术议题，大致可归纳为群体特征、城市融入、心理健康、社会认同等研究面向。在此基础上，生命历程理论开辟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新路径，致力于更好地把握该群体微观际遇与社会宏观结构的互动关系，从而厘清其复杂困境的形成过程与影响机制。但既有研究成果过于倚重埃尔德范式，且大多着眼于显在的制度变迁与生命事件，与潜在的社会环境变迁联系不够紧密。本文将个体化与制度化视角引入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通过叙事研究方法，梳理新生代农民工迄今为止各个生命阶段中的个体化与制度化影响，发现后者在其生命历程中营造了“轻易脱嵌”与“艰难再嵌入”的矛盾困局。在个体化、制度化与个人能动性的共同构建下，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呈现出行动自主化、目标个人化、情感孤岛化、生平“去标准化”四大特征，并集中表现为“个人奋斗者”这一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形象。藉由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考察，实现了对其生活境遇结构性解释与主体性解释的统一，并彰显了个体化与制度化视角下生命历程议题之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旅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一批经过基础教育之后就进城打工的80后、90后。面朝城市，跻身于流动性最强的一个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概念不那么熟悉；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析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工问题非常重视,特别提出了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而当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其市民化的问题。因此,为促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三点是最重要的：一、充分认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二、认真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三、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     

为培养新生代农民工搭建平台

近日，河南省委统战部与河南千里马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千里马”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项目暨登封籍学员开班仪式。该项目为期6年，由河南千里马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元，在全省免费培训2000名新生代农民工挖掘机操作手，这是河南省统一战线组织无党派人士参与“同心同行”活动、“为民办实事”十件实事之一。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及其预防

胡雪梅、卜平、梁征在《青年探索》2014年第2期撰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日渐成为城市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传统的农民工犯罪而言，它显现出更为鲜明的特点，犯罪原因也更为复杂。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应该从源头预防、流动过程预防、再犯罪预防三方面综合展开，而国家和社会积极采取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是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最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