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型家计模式下的代际关系、青年婚嫁逻辑与养老秩序——基于北京W村的驻村调研

目前学界对农村养老秩序的研究主要是在代际关系失衡与男性父母在"婚姻要价"中受挤压的框架内展开的。中国农村存在显著的地方性差异,不同地区农村的养老秩序也存在差异。本文以北京市W村的家庭关系为例,分析高积累家计模式对代际关系、婚姻圈以及家庭养老产生的影响。本文基于W村的驻村调研发现:多数家庭实现全员就业,形成高积累的家计模式;在高积累的家计模式下,子代在"婚姻圈"中处于优势地位,父代也可以实现"低龄自养";高龄老人依靠相对较高的农村养老金与经济积累实现经济自养,并通过多子间的轮养得到生活照料。在W村,代际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弱,代际关系紧密而无压力。本文为农村代际关系、青年婚嫁逻辑与养老秩序的研究提供新的案例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跨地区婚姻:法律、民俗与亲情的视角

越来越多的跨地区婚姻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婚姻问题中的突出现象。那些无视农村传统习俗约束、无情撕裂亲情,但最终得以合法缔结的跨地区婚姻,其结局往往并不圆满。新生代农民工的跨地区婚姻,其幸福除了男女双方的情投意合,还取决于国家法律、地方民俗与家庭亲情三种博弈力量之间能否达成基本均衡。这种均衡对农村青年婚姻问题应当具有普遍意义。     

教育变迁与农民“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研究

工业化背景下,为了实现家庭的最大化积累,农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随着教育变迁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家庭的主导性目标也开始转型,从家庭经济积累转向了代际教育跃升,原有的家庭分工难以契合农民家庭的发展需求。由此,在教育目标的推动下,农民家庭完成了"一家三制"的家计重构,形塑出了年轻妇女进城陪读、青壮男性异地务工、中老年夫妇村庄务农的策略安排。"一家三制"的出现是农民家庭对家庭再生产压力积极回应的结果,但也蕴藏着家庭发展风险扩大和教育不公平加剧的危机。因此,要重新思考教育设置的问题,通过调整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主导权,增强农民家庭的教育安全感,促进农民家庭的稳健发展。     

半流动家庭中留守妇女的家庭和婚姻状况探析

大量农民从农村到城镇的流动冲击着农村传统的家庭模式,使广大农村出现了许多新的家庭模式,如半流动家庭等。由于我国传统的性别分工和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半流动家庭中很大一部分是主妇留守家庭。留守妇女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如家庭角色转变、夫妻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婚姻情感维系的脆化等。面对这些问题,留守妇女应及时发展自我。     

浅谈中国家庭大嬗变

“四世同堂”风景不再 ,“2 + 1”模式成为主流中国人素以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为荣。但是 ,今天的中国人 ,尤其是年轻人已越来越感到不习惯和陌生了。以夫妻和独生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已成为中国家庭户的主体 ,而且平均人数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2 +1”家庭模式已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家庭小型化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不可避免的趋势 ,也是经济发展的标志 ,但同时与中国的家庭传统产生了矛盾 ,也对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尚不发达 ,城市两代人的核心家庭大多只具备了现代家庭的形式 ,却不具备现代家庭…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研究的理论与前瞻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的社会目标,也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方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可以找到市民化的可能突破点。由于社会流动、婚姻挤压、双重边缘人的身份尴尬、婚姻策略的盲目调整等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特性,丰富了婚姻内涵的同时又带来了很多的社会管理难题。因而以婚姻家庭为突破口,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分层化、专门化研究,探索在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进程中如何缓解成婚难问题,改变婚姻迁移循环式流动的窘境,减轻抚幼赡老维持家庭的经济压力,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要内容。     

农村青年婚变增多趋势透视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的离婚率不断上升，市场经济对农村家庭婚姻的影响表现为：它使几千年来靠父母包办，以过日子为目标的家庭婚姻模式有了变化，农民开始了对婚姻质量以及家庭生活质量的关注。笔者通过对离婚案件的调查、分析、研究和归纳，发现当前导致农村青年婚变增多的社会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社会进步，人们对婚姻质量的要求愈来愈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婚姻的传统角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国的婚姻家庭度过了“经济共同体”和“生育合作社”的阶段，中国人不愿再将婚姻看作繁衍后代和维持生计的工具，而是…     

家庭视角下县域城镇化的实践路径——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点调研

县域城镇化表现为进城购房的刚需化、子女教育的城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中产化。当前农村家庭正在经历城镇化目标转型，由此形成了“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其中代际支持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直接的财富转移(购房、彩礼)、老漂、城乡两栖、自我养老等多种形式。农村新三代家庭的家庭再生产由此在“城—县—乡”之间进行拆分，并形成多种分工组合，呈现出流动性、碎片化、离散化的特征。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具有消耗性、过渡性、符号象征性等特征，它仍然是一种半城市化。     

女性择偶与农村社会问题

当今女性青年择偶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文革”时“政治挂帅”，到八十年代的以“才”为媒，如今更多的女性青年注重男方钱财，腰缠万贯的“财郎”成为大多数女性青年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前不久笔者对江苏省盐城市3个县（市、区）的8个乡镇进行凋查，发现有80％的女性在择偶时注重对方经济基础及家庭地位。女性青年择偶观的功利性带来农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D农村“光棍”多。由于女性择偶观念变化，男方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便成了婚姻成否的重要因素。嫁到富裕的人家、富裕的地方，是农村年轻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做父母的也希望女地嫁…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由于制度建设滞后、农民工自身能力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具市民化意愿而并无市民化自觉之群体，他们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又不能安守农村，普遍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农村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之路。     

捕风捉影

近半“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城市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目前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有41．4％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更愿意定居在“目前工作的城市”，61．2%的农民工愿意定居在“家乡附近中小城市”，29.7％的农民工愿意回农村，愿意定居“乡镇”的占23．3％。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

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农村已婚青年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研究——对湖北省8县16乡31村425名青年农民的实证调查

目前,农村已婚青年对不同性别子女的家庭作用、受教育程度、夫妻家庭权力和责任、夫妻角色等方面体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且对子女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高于对夫妻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体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平等的角色分工及传宗接代观念仍占有市场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发展慢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滞后特点。     

流动农民工家庭中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农民工家庭化流动的趋势。其中农民工流动家庭中的夫妻分居问题也日益突出。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看是由于农民工家庭收入低,而深层的原因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同时,它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冲击着传统家庭和婚姻,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阻碍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其子女教育和成长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政府和企业的重视和相互配合。     

解决留守儿童安全教育问题刻不容缓——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的调查与思考

据统计，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2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里程碑。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流入城镇，城镇出现了以农村青壮年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同时也派生出另一个以农村“留守儿童”为主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学习、生活、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安全教育，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项研究通过对成都、上海、义乌三地1318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同样存在着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个体、组织和家庭都是影响冲突的重要因素,其中组织因素的影响最大。     

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问题研究——对湘中H村的考察

基于对湘中H村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的实证考察，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问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是综合因素的制约而非经济因素的主导、是被动的自愿而非主动的选择、是被逼的无奈而非理性的选择；两地分居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婚姻和心理等都带来了巨大影响，我们要正确地看待和处理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问题。     

新媒体语境下转型社区农村青年的代际交往

高崇在《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撰文认为，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处于转型的农村社区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农村青年对新媒体的使用日益呈现出“后喻文化”特征明显、与虚拟空间的交往多于家庭内的交往、单向交往多于双向交往等特征。农村青年的代际交往出现了文化反哺、核心家庭下的代际交往质量受到影响、农村青年的家庭责任意识日益弱化等现象。     

谨防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双重边缘人

“既融不进城市，又不喜欢农村，这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心态的真实写照。”来自深圳的广东省人大代表魏小明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很多农民工是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边缘人”。新生代的农民工对现代城市文明充满了渴望，但由于收入、住房等现实因素，他们很难真正留在城市里；     

“云端的家”：留守家庭青年抖音实践中“家”的建构逻辑——基于对皖北D新村的考察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新型媒介对家庭的嵌入，深深影响着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本文聚焦于皖北D新村的留守家庭，通过数码民族志和田野调查法，观察一个三代同堂的留守家庭成员，特别是外出务工青年成员如何进行抖音实践。研究发现，他们通过抖音建构了一个根植于传统家庭又超脱于传统家庭的“云端的家”。这个“家”在家庭成员情感维系、青年成员家庭权利崛起、儿童媒介沉迷、原始家庭解体和青年核心家庭建立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这个角度讲，抖音不仅拓宽了“家”的概念外延，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家”的全新方式。同时，抖音“云端的家”的建构逻辑，也成为理解和研究新型媒介的重要文化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