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美国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作为古典自由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的变种,是当代美国政治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冷战的特殊环境。通过对美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新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思想传承等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保守主义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可能在任何“保守的政府”中起“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多挑战。     

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外交政策中的悖论

以“军事优先、普世民主、单极霸权”为基本内核的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布什外交中发挥着重要的谋篇布局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潮流中,单边主义遭遇多边合作、意识形态让位于国家利益、普世民主接受民族主义的挑战,使得新保守主义这一强调单边,追求自我的国际政治思潮在不断的实践中陷入困境,构成在指导实践时出现的理论悖论。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手段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政策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强烈的进攻性。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者仍然固守冷战思维,鼓吹“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奉行强硬的“遏制政策”。他们通过参与政治实践;操纵媒体、引导舆论;控制国会、影响立法等手段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使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新保守主义特征。     

民主、道德与权力: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三个悖论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在经济上主张尊重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支持基于福利国家的有限政府,在文化上坚持传统宗教、家庭和价值观,在外交上主张美国输出美式民主和价值观、以强硬手段来维护美国精神等。美国政府在实施新保守主义主张的过程中频频失败,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在民主、道德和权力三方面存在着理想与现实、宣传与本质相左的悖论。     

保守主义与里根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

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其第三世界政策是新、老保守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保守主义内部,围绕“里根主义”和人权外交,传统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在里根的主导下,两股保守主义政策形成某种整合。虽然时过境迁,小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对外政策不是对里根时代的简单复制,但里根政府却为冷战后的美国留下了一笔外交遗产,这笔遗产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已经产生,并可能继续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美国社会政治思潮与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社会政治思潮是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1860年以来,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一直交替左右着美国总统选举。一般来说,当保守主义思潮占据美国社会主流地位时,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获胜的机会就比较大;而当自由主义思潮占据美国社会主流地位时,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获胜的机会就比较大。     

论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产生发展及历史命运

美国军工利益集团是二战以来推行全球霸权扩张战略的产物。9·11事件发生后,受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尤其受小布什政府保守主义政府班底及其扩张性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再次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军界、工业界和政界便由此结成了所谓的“铁三角”,军工利益集团的运作方式也主要体现在国防部、国会、军事承包商三方的互惠互动的关系之上。美国军工利益集团所推行的军事霸权战略,不仅在道义上遭到世界各国的反对,其消极作用最终也会导致美国霸权的衰落乃至覆灭。     

新时代背景下西方保守主义重视传统价值的根源

在新时代背景下思考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十分重要,尤其是重新思考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传统是西方保守主义思潮中最核心的关键词,只有把握这个关键词,才能从根本上把握西方保守主义的精髓。传统的重要内涵,即作为自由的传统、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作为人们所熟悉的东西、作为知识的重要来源是西方保守主义对于传统的特殊理解,也是西方保守主义为何如此重视传统的根源,对这些根源的再分析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加清醒地认识当代西方的政治思潮。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潮

保守主义是 20世纪 90年代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其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一时期中国的保守主义表现为三种形态：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术立场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理论的新保守主义，以及作为一种政治历史观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所提出的若干问题，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但也有某些负面影响；新保守主义直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其理论主张不乏可资借鉴之处；保守的自由主义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存秩序的挑战，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特朗普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研究——以美国的对俄政策为例

新保守主义思想是美国外交史上影响政府对外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美国历届共和党政府充分践行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逐渐确立了新保守主义的合法性地位。特朗普执政以来,虽然其本人十分欣赏普京的人格魅力,但受国内舆论与党内新保守主义传统的掣肘,仍然采取与俄罗斯进行地区与军事战略对抗政策,在处理美俄关系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对俄政策与共和党新保守主义传统具有共通性。     

美国积极推动全球“民主化”的理论基础——新保守主义

近几十年来保守主义已经成为首先是美国,也包括其他主要国家政策的主要方向。不论是保守主义的拥护者还是批评者都同意这个论点。美国采用了保守主义的一种更新的提法,从而造成了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独特现象———“美式新保守主义”。我们认为,“新保守主义”也是今天美国外交积极推动全球“民主化”的理论基础。     

“大国责任”幌子下的“捧杀”--“中国责任论”的战略观察

“中国责任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旨在对快速发展的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新论调。要警惕“中国责任论”的不当责任诉求，时刻保持战略清醒；认清“中国责任论”背后西方国家的险恶战略图谋，不断增强战略定力；坚决反对、有效应对“中国责任论”，努力提高国际战略运筹水平，树立正确国际责任观，在合理履行国家责任中建立中国的国际战略信誉。     

从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派别的划分看二者的涵义和关系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西方自近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随着社会的发展,二者出现明显的趋同现象。但是,由于二者的立论基础和历史源流的不同,它们的差异仍然是明显的。因此,面对这种趋同现象,梳理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各种称谓、派别及发展状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复杂关系、斗争情况以及理论基础和历史源头上的根本对立,有利于澄清我们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涵义的一些误解。     

“国家承认”的性质和作用──试析“国家承认”的“构成说”与“宣告说”

关于“国家承认”的性质和作用，法学界历来就有“构成说”与“宣告说”两种意见。前者主张“国家承认”是新国家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必备条件，后者主张“国家承认”只具备形式上的宣告意义。事实上，“国家承认”就其性质而言是一项法律行为，在新国家取得国际法律地位上具有构成性的重要作用。提倡“构成说”，反对“宣告说”，有利于我国在现实外交斗争中排斥分裂势力，维护祖国统一。     

反暴利与市场调节

政府在制定《反暴利法》时，应严格区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暴利，即“非经济暴利”与“经济暴利”。对于前者，必须坚决彻底地反对、取缔；而对于后者，则必须承认、保护。非如此则市场经济便不能健康而迅速地发展。因为，“经济暴利”乃引导市场经济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市场信号”，或者说，“经济暴利”乃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美国的“网络自由”战略及其对策

为了操控国际互联网政治传播，关国政府制定和执行一整套“网络自由”战略。所谓的关式“网络自由”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网络延伸，是美式民主、人权和美国霸权主义在虚拟世界的扩张和体现。美国的“网络自由”战略由理念输出、资金支持、技术研发和组织运作等几个方面构成。要深入揭示美式“网络自由”的虚伪和危害，加强应对美式“网络自由”的综合能力，不断提升对互联网和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试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际主义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但也有其国际主义的一面。其主要特点是提倡非中心主义,践行消极的国际主义,强调国际责任;其主要表现包括国际政治新秩序主张、反对霸权主义原则和“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国际合作观念。     

福山新作《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实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评述

福山的新书《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实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引发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介绍并评析福山观点的转变、本书的写作过程以及梗概内容,得出的基本看法是:福山并没有与新保守主义彻底决裂,也没有放弃他基于美国实力之上的全球民主梦想,他的“背叛”只是新保守主义内部就对外政策所产生的不同看法而已。     

美国“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于“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暴露出的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两级分化现象，可以用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的“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相互转换的分析理论来解释。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的平等或不平等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平等或不平等；美国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的转换经历了“严重不平等”的“前新政”时期、“相对平等”的“新政”时期和“高度不平等”的保守主义政治时期这三个阶段；美国正面临着走向新平等政治并实现贫富差距“大缓和”的历史机遇。然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却表明，美国的不平等政治仍然在延续，美国至今未能从制度上解决“平等一不平等政治”周期性转换这一政治不公平问题。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在当今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有“良知”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不仅要推进民主政治，还应该正视“平等一不平等政治”的周期率，并努力超越不平等政治，施行公平政治，以此推进经济社会的公平发展。     

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是如何认识和发展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原则一直是主张建立民主制，反对集中制；列宁早期创建“民主的集中制”，提出集中制必须建立在民主之上；在战争时期“民主的集中制”发展为极端集中制的党国一体制；战争结束和平开始时列宁提出党内民主初步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