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受贿罪法定入罪量刑标准研究

反腐败立法是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国家反腐败体系建设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而受贿犯罪立法又是我国当前反腐败立法之核心。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关于受贿罪入罪量刑的标准及其根据贪污罪入罪量刑条款确定之立法模式,从内容及形式方面均无法完整地反映出受贿罪之罪质及其社会危害性,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受贿罪与贪污罪在罪质及社会危害性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应及时更新受贿罪之立法理念,让受贿罪的入罪量刑标准能够真正体现其罪质和社会危害性。受贿罪侵犯的是公务行为的不可交易性,只有能够反应受贿行为本身的各种情节方可作为受贿罪入罪量刑的根据。故受贿罪应当设置符合其罪质特点的独立的罪刑条款,建立受贿罪数额、情节二元入罪标准及以情节为核心的量刑标准。     

前科入罪:一种新的立法现象——以盗窃罪为例

基于刑事政策的原因,盗窃罪司法解释对前科犯的"数额较大"标准作了减半的规定。其实质是将一个本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仅就前科这一条件而予以入罪,可称之为"前科入罪"现象。前科入罪的理论基础是新派的社会责任论。其在立法论层面存在动摇罪刑法定原则和违反客观主义刑法立场的理论缺陷;在解释论层面也存在与立法目的和共犯原理相冲突的问题。前科入罪折射的是我国社会治理的过度刑法化,对此应当引起反思。     

合同诈骗罪司法适用困境及解决

司法解释和立案标准对合同诈骗罪入罪数额标准的设置高于诈骗罪,导致合同诈骗数额未达到合同诈骗罪入罪标准但达到诈骗罪入罪标准时是按无罪处理还是按普通诈骗罪论处存在争议。现有数额标准的设置具有合理性,统一数额标准不符合司法实践的要求。作无罪处理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立法目的,不会造成处罚上的漏洞;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会导致法律适用逻辑混乱,定罪量刑有失公允。"未达到特别法入罪标准但达到普通法入罪标准的行为作无罪处理"是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除非法律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下要按照普通法来处罚。     

论“拐卖人口罪”的恢复

现行刑法取消了79年刑法规定的"拐卖人口罪",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代替之,从而造成惩治人口买卖行为的漏洞。它随着2007年"黑砖窑事件"的出现凸显出来,反映了我国刑事立法前瞻性的不足。所以,应当取消"拐卖妇女、儿童罪",恢复"拐卖人口罪"来弥补这个漏洞,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口买卖的罪名进行整合。     

轻罪刑事政策视域下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司法适用

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具有指导作用。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适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处理,提高我国针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虚报注册资本罪非犯罪化审视

从我国连续出台的《刑法修正案》来看，犯罪化都是历次刑法修正案的主题。在国家着力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从非犯罪化的视角审视经济刑法中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改革问题。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原理为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非犯罪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就此探讨虚报注册资本罪从刑事立法上废除的可行性。在当前刑法典仍然规定了该罪的情况下，应该考虑从司法层面将该罪进行非犯罪化。     

刍议事后受贿

事后受贿是受贿罪的非典型形态，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事前有约定的事后受贿（分为狭义的事后受贿和职后受贿）、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贿（分为事前无约定的在职事后受贿和职后受贿）多种事后受贿行为。以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为标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打击贪污腐败的重点应当放在典型的事前受贿和有约定的事后贿赂上；而从理性刑法以及未来的反贪腐工作形势考察，则应将事前无约定的职后受贿与其他类型的事后受贿均以受贿罪论处。     

论我国分裂国家罪的立法完善

分裂国家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犯罪,古今中外均将分裂国家的行为予以入罪并配以重刑。中外刑法的反分裂立法有其共同性,但也有显著差异。我国现行立法法定刑结构科学合理,但对分裂行为的规制不够合理,完善现行立法应拆解现有罪名、进一步明确罪状、将组织、领导、参加分裂国家组织行为单独“入罪”,从而重构分裂行为的刑事立法。     

浅谈骗购外汇犯罪的若干问题

·骗购外汇犯罪是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执法研究·新增加的一个罪名。我国刑事立法对套汇行为经历了一个由犯罪化到非犯罪化然后再部分犯罪化的过程。本文试对这新增罪名的立法沿革、概念、构成特征以及罪的认定、处罚等作一探讨。一、骗购外汇犯罪的立法沿革骗购外汇罪虽属新罪，但其脱胎于过去的套汇罪，而我国刑事立法对套汇行为的犯罪化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即由犯罪化—非犯罪化—部分犯罪化的过程。（一）逃、套汇作走…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改革之路

当前我国的司法改革刚刚起步,然而伴随着以职业化为目标的这次改革所产生的问题却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司法脱离现实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不认真反思及时加以解决甚至可能影响改革的进程。不过这些问题归根是我们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它们的解决也必须在改革中进行,并最终落脚到我国司法改革道路的反思上。针对我国司法改革的未来目标,司法职业化和精英化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并且也已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落实。     

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国近年来刑事司法领域重大的改革举措,而量刑程序改革是中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方面。作为中国量刑程序改革重要阶段性成果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总结了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经验,利于实现量刑的程序公正,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未来路径是对现有的所谓"诉讼化的量刑程序"加以改造,建立适合中国司法生态环境的量刑听证程序,实现量刑程序的完全独立化和听证化。     

事业单位改革的五点思考

事业单位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环节,其影响力和难度不亚于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着重围绕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应考虑的五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改革的前提是科学分类、支撑是理论构建、重点是体制机制、方法是积极稳妥、保障是法制建设的观点。     

政府体制改革三十年：基于政府能力的框架分析

政府体制改革三十年的主题和基本价值取向是精兵简政、转变职能,提高政府能力.大部制改革为提升政府能力提供了机构上的支持.在政府能力的分析框架下,政府体制改革就是要尽快建立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关键是要克服政策制定中的部门利益倾向;重中之重是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的人民主体地位分析

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书写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的进程中,辩证理解和深刻把握人民主体地位的精神要义和实践内涵,始终坚持人民是推动改革实践的主体、人民是共享改革成果的主体以及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的统一性这三个内在相联的部分,更加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和形成改革合力,创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奇迹。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约束与改革取向

自然垄断产业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环节,由于自然垄断产业经营的特殊性要求,其改革一直滞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处在经济转型期的特殊国情使得我国的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有很多与外国不同的约束特性,这些不同的特点决定了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改革之路是我国当前规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浅析中国地方政府层级改革

我国政府改革从过去的减人、减事、机构精简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其中市县关系不和谐、政府层级过多、县域经济不断发展等因素都是层级改革的主要原因，而要解决种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必须经过调县、扩省、裁撤乡镇这三步。     

大部制改革的实践诉求与目标指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了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大部制既是西方国家近几十年来政府机制改革的共识,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和实践诉求,其目标指向是构建"统一、高效、精简、廉价"的服务型政府。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激活农村经济

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和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它是一项“民心工程。当前农村税费改革中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我们要强化改革意识,搞好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工作,依法行政,转变职能,搞好服务,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激活农村经济。     

论现代罪犯教育改造模式的构建

教育改造是对罪犯再犯罪的一种预防,是改造罪犯的根本措施和手段,也是执行刑罚的目的所在。随着监企分设体制的确立、实施,构建符合现代刑罚需要的教育改造的理论体系、教育改造的实施体系是当务之急。罪犯教育改造模式,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稳定的教育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它既是教育改造理论的具体化,又是教育改造经验的一种系统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