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中政府与自治组织关系比较

在基层群众自治中,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由于国家在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战略不同、城乡社会结构及城乡基层社会面临的治理压力不同,城乡政府与自治组织关系既有相似性,又各具特色。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及其历史演进——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

城乡关系发展理论大多源自于西方,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和普遍存在的现象。城市化过程就是农村转变为城市的历史过程,结合近代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可以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外力作用下初步形成的城乡分离(1840-1949)、强制性制度变迁作用下城乡对立进一步发展(1949-1978)、市场机制作用下城乡关系调整与城乡对立扩大(1978-2003)、政府引导下统筹城乡(2003至今)。在这个历程过程中,其根本作用的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随之带来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跟进。计划经济时期长期的城乡户籍二元制度,导致人口转移停滞,城市化发展滞后。要解决城乡分离与城乡对立问题,不仅要解决个人劳动方式、生产方式的对立,而且也因此带来城乡社会发展中身份、财产、交换、政治关系等诸多方面的深刻矛盾,也就是解决人的问题。通过梳理和考究我国城乡关系发展及其演进,对于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型城乡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统筹城乡就业的政策工具研究

统筹城乡就业政策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还需要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根据统筹城乡就业的现实问题可以确定政策目标,根据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确定政府在其中的责任,并依此制定政策体系。依据统筹城乡就业政策工具的特征和属性可以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性、激励性、指导性、信息性和服务性政策工具。根据政策体系的内容和政策工具的属性和运行机制可以实现两者的匹配,完成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在考察各类政策工具的运用能力和运行效果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政策工具的优化路径。这些内容构成了统筹城乡就业政策工具的基本理论体系。     

首都人口调控的思路和建议--以北京新机场建设中流动人口问题为例[1]

在北京大兴新机场建设过程中，将有大量人口涌入北京市大兴区南五镇。如何在这些重点区域调控人口，避免出现城乡结合部乱象，这既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涌入的关系、社会综合治理与服务首都发展的关系、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以及改革发展提升地区整体实力与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感的关系，又应做到服务与管理并驾齐驱，按照需求做好产业整体布局，有效掌控人口数据、建立门禁制度管理出租房屋等。     

统筹城乡发展视野中的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建设探索

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公共服务社区化是对政府包揽公共服务的扬弃,是解决服务供给低效与不足的必然选择,有助于汇聚政府、市场、社区三者的合力,满足农村居民对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新时代中国城乡环境正义问题的制度困境与出路

制度是实现城乡环境正义的根本保障。制度能够有效促使城乡环境正义由理念延伸到实践，协调整合城乡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各方环境利益关系。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等因素的影响，新时代城乡环境建设进程中环境制度供给失衡，城乡环境正义在实践中陷入制度目标忽视城乡差异、多元的制度实施主体缺乏良性互动等多重困境。在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需要从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等层面破除城乡环境正义制度困境，逐步消除我国城乡环境保护差距，让城乡居民共享环境保护制度红利。     

城乡关系演变:历史轨迹及其基本特点

城乡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城乡关系是否协调,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目前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关系走向协调、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许多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60多年城乡关系的演变表现出五个基本特点,其变迁轨迹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发展、改革、稳定是近期财政政策的取向

做好财政工作 ,一要围绕发展问题 ,处理好发展经济和财政增收的关系 ,建立稳定、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 ;二要围绕改革问题 ,处理好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的关系 ,实现财政职能的根本转轨 ;三要围绕稳定问题 ,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 ,保持社会安定 ,实现共同富裕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政府治理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使然,更是政府主导体制的政策供给。政府主导的城乡一体化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化,引发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单一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农村社会结构相匹配,乡村治理要求更多主体的参与。然而,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无法实现,市场的力量又无法在农村社会完全实现。因此,本文认为政府仍然是城乡一体化的主导力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培育市场、社会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推进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手段

统筹城乡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新的课题，是实现城乡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推进城乡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手段。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用全面、系统、整体和发展的观点看待一体化的作用，将一体化贯穿于城乡统筹的各个方面，以此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     

树立科学发展观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理念、对策和目标。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打破城乡差距的坚冰,关注农民利益。通过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以保证农民享有经济增长的成果。     

现阶段我国的农村犯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犯罪比重下降，主要是“农村地区”范围减小、立案标准的城乡统 一和大幅提高以及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地区造成的。而现有农村地区实际犯罪情况依然比较严 重．农村外出人口的回流，将可能使农村犯罪急剧增加，以至反过来给城市和全国的治安稳 定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因此，必须从城乡治安状况互为关联的观点出发，根据农村犯罪特 点进行具有高度针对性的打击和预防工作，并通过扩大进城农村人口规模，减少农村犯罪增 长压力．     

析地方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功能

县域经济是宏观与微观、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联结点,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基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应通过对县域经济进行科学规划布局,推进城乡一体化;进行产业规划,推进县域产业集聚;深化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对城镇建设进行合理规划,完善县域经济发展载体;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强化县域经济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转变政府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等,发挥自身的功能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我国城乡就业矛盾激化的深层原因及治理方略

我国城乡就业矛盾激化的深层原因,是长期以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资源配置上的城乡差别和城乡发展失衡所造成的。因此,协调城乡就业关系的根本方向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缓解城乡就业压力的根本途径是城乡统筹和地域联动。同时,还需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

城乡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一项重大课题。近年来,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深层次看,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要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破除城乡分离的体制障碍。     

论推进城市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结合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要推进城市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结合。在推动城乡良性互动与统筹发展的政策选择上,我们要做到：统筹城乡生产力布局,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在推动城乡良性互动与统筹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乡政村治模式的现实问题及其优化策略

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以后,乡政村治模式在中国农村凸现出来。这有利于国家基层政权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也有助于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调动蕴含在乡村中的巨大能动性,提高基层农村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促进三农问题的稳步解决。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实际上的“乡政村治”模式存在各种问题,如职权不清,职能错位与缺位。这会影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需要在体制、法律层面对当前的“乡政村治”模式进行必要的调整。     

略论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始终处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更显迫切性。为此,应采取充实完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多渠道筹措资金、社会保障规范化法制化等有效措施,逐步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人口流动加强,农村房屋买卖活动日益增多。现行法律、法规对此类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耒作出明确规定,使该问题在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引发诸多争议。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和地少人多的矛盾,决定了现阶段必须实行严格的土地法律制度,一户农村村民只能占用一处宅基地。为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确保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稳定性,要求严格限制农村宅基地流转,不允许农村宅基地进入市场自由买卖。基于不动产房地一体的关联性,农村房屋流转亦应属于法律禁止之列。建议有关机关尽快研究并出台相应立法,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途径。     

从“外力拉动”到“双轮驱动”——转型期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调整与制度创新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虽然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城乡二元结构”,却仍然是建立在城市中心主义之上的,它客观上固化了农村的边缘地位。在城市大幅扩张、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城市出现“消化不良”症状的背景下,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在继续保持外力拉动的基础上着力激活农村内在动力,消除“村际阻隔”和“产权缺陷”,通过促进农村内部产权自由流转、建立农地农房储备制度等途径,着力构建大农村内部市场和弹性城市化机制,实现统筹城乡“外力拉动”和“内源发展”并行的“双轮驱动”。这种战略调整和制度安排既可以改变农村资源资本化不足带来的发展动力不够的现状,又可以避免农村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