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法国际化背景下刑法的发展

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法律制度也开始向国际化方向迈进.世界各国政府基于对人权保护的前提下,逐步开始调整本国刑法的国际化发展进程.我国的刑法进程也应顺着当今世界的刑法发展趋势,在立足于已有的刑法政策前提下积极吸收各国刑法有益的立法经验,注重刑法理念的更新和对现有刑法制度的完善,这样大大减少了我国刑法制度和国际化刑法制度的差异,也使得我国刑法能够符合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进程,这对于我国刑法的长足发展和实现刑法应有的职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人权保护观念下的刑法全球化

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流与发展,各国法律在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对话的基础上,也呈现法律全球化趋势。作为法的下位概念的刑法,必然也呈现全球化趋势,打击世界性犯罪,确立人权保护观念,推动刑法全球化。     

解析我国刑法修正案立法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与经济的不断飞速发展,刑事犯罪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何根据时代发展变化来有效打击犯罪行为,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而对现有刑法进行相应的修改和调整,是对我国刑法进行完善的有效途径。从我国在1997颁布的第一步刑法修正案到现在,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部刑法修正案,不断改善不足,不断进行调整,然而随着新型犯罪的不断出现,目前的修正形式出现了很多问题,急需改善。本文作者就自身实际工作经验,对于我国刑法修正案立法的一般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探讨,并提出几点改善对策,以供大家学习交流。     

论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兼评刑法修正案(八)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其不仅对缓刑、假释、管制与社区矫正进行了修改,调整了刑法结构,还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向刑法理念的更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论我国刑法对环境的保护

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加快,环境资源问题也日渐突出。我国现行法律给定了行政处罚、民事制裁、刑事处罚解决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刑法和其他法律相比,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严厉性,其调控效果也更明显。本文从刑法介入对环境保护的必要性,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现状以及我国环境刑法的完善与发展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刑法对环境的保护。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及其完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令人担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中,刑法是必要且重要的组成部分。现行刑法虽然在某些方面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刑法中关于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罪名及构成要件,二是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此外,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流变,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我国环境刑法适用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罚金刑易科制度是当今各国解决罚金刑执行难最快捷有效的途径之一。作为在我国环境刑法中广泛适用的刑种,罚金刑也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目前学界对罚金刑易科制度在我国刑法中是否可行颇有争论,大体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相应的关于罚金刑易科制度是否适用于我国环境刑法的探讨也屡见不鲜,但也未有定论。因此有必要从刑法和环境刑法两个不同层面分别探讨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可行性问题。     

刑法立法全球化刍议

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延伸,经济与法律全球化都是其中一个侧面,从普遍联系的角度进行理解,可以将其概括为"脱域"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视野下,刑法作为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与社会规则体系,从立法模式、基本原则、整体趋势等多角度进行考察,也会发现其具有"脱域"属性。而刑法立法在这种全球化趋势下,具有反映与塑造的双重指导作用,当前法学整体研究与刑法领域研究仍存在偏差与不足。以实践法学构建认识论,以协同性原则、最低限度原则以及进化论原则为方法论重构刑法立法的未来图景,将有助于实现刑法的本土法治实践与域外法治实践之间的自恰,从而推动我国刑法的现代化、科学化。     

入世与我国刑法理念之再次维新

社会经济的变迁,必然引起法律理念的嬗变。由经济入世而引发的法律入世,对刑法理念带来激烈冲击,中国刑法需要变革。应树立刑法的开放理念、国际化理念、平等理念,重塑刑事政策理念,并以新的犯罪观、刑罚观作支撑。     

论国有资产犯罪与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

国有资产监管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是对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现实回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在刑法框架内国有资产的界定须以法律为依据,国有资产产生的非法利益、单位＂小金库＂、国家参股企业的资产与收益皆应归属于国有资产范畴;国有资产犯罪形式多样化,主要包括营利型犯罪、占有型犯罪和渎职型犯罪等,国有资产犯罪与国有资产的非法侵占具有量的区别。因此,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要适时调整刑法规制范围,增加财产刑,明确司法解释对国有资产的范围界定,不断强化国有资产的规制力度与实时政策协同。     

劳动权的刑法保障

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具有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属性而备受关注。当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公民的劳动权的法律保障。本文仅就运用刑法保障公民的劳动权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社会现实语境下的风险刑法研究

"风险"是德国学者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基石,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的风险刑法在我国刑法学界引起巨大争议,我国很多学者在进行风险刑法研究时不当地扩大与泛化"风险"的范围。就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与西方高度发达、富裕的福利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但不能以此否定我国社会也存在"风险社会"意义上的"风险",然而风险刑法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难以应对"风险社会"之"风险"。与此同时风险刑法也有其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我国社会某些领域存在的事故型风险,但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金融刑法的控制要强调谦抑原则

在金融刑法领域,刑法过度干预和无为沉默都不具有合理性,都有可能阻碍金融经济的发展。而正确的选择要有适度性,即要符合谦抑原则的基本精神。除非达到不得已的程度,否则,把大量的金融违规行为纳入到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等法律调整的领域,是必然的选择。     

浅析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保护体系。刑法是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部门法之一,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力度,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与公有制经济相比都存在＂厚公薄私＂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完善。     

宪法制约刑法的据理分析与价值建构

刑法乃规定犯罪与刑罚之法律。良好的刑法,既是保障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也是保障一般国民权利的大宪章。宪法作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大法,必然对刑法作原则性规范。宪法制约刑法,有刑法宪法化和宪法刑法化两种基本模式,我国实行宪法刑法化模式。我国宪法自1982年通过以来,30年的发展过程中几经修订,体现出市场导向、法治导向和人权导向等基本价值取向。当下,社会转型日趋激烈,时代法治精神不断强化,为此,直接关涉公民财产、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刑法应遵照宪法并不断革新,以严格贯彻罪刑法定,提升刑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水平。     

析附属刑法法典化

附属刑法是规定于相关的民事、经济及行政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即在非刑事的法律中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依照或者比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新《刑法》对1980年《刑法》施行后形成的130余条附属刑法予以审视和吸收,改写为刑法条文,完成了附属刑法法典化。本文剖析了民用航空类、食品卫生类、金融管理类、知识产权类、环境保护类等附属刑法的法典化进程。附属刑法具有客观存在的必然性,是既有《刑法》的补充,是不断严密刑事法网的举措,是刑事立法科学化的先声。     

刑法谦抑性应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为冰冷的法条增添了一抹暖色。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人权的保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的保护越来越关注,刑法的谦抑性越来越受到重视。鉴此,应将刑法谦抑性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重视刑法的谦抑性对于建设法治社会、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乃至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明晰精当的新刑法

新刑法以其452个条文而成为我国现行法律中条款最多的一部重要的基本法。它显著的特点是:内容明晰、精当,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一是明确、全面、恰当地规定了刑法任务和基本原则,对各项制度作了重大调整、改革和发展;二是重点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的保护,解决了新形势下一系列复杂的犯罪与刑罚问题;三是刑罚手段及运用规则更加完善,将更有效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论刑法中的隐性连带责任

与过去不同,现代的连带责任主要规定在民法中,刑事调整的重要原则是罪责自负、反对株连.尽管如此,我国刑法在规定前科报告制度和交通肇事罪、窝藏罪、包庇罪时,仍然有隐性连带责任的痕迹存在.为此,要坚决秉持罪责自负、反对株连的基本立场,在刑法制度设计时防止社会防卫思想的过度扩张;要废除前科报告义务,增加前科消灭制度;对交通肇事...     

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价值取向评析

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在立法实践申一方面不断地扩大规制范围,同时又在特定阶段进行有选择地缩小惩治领域.其主要原因在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存在深刻的利益背景,因此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要受到利益价值观、战略价值观、功能价值观的影响.通过对不同价值观的评析,认为仍然存在的立法空白领域,不是立法者的疏忽,而是在不同价值观指导下均衡选择的结果.即使未来刑事立法的变动可以选择价值观的倾向性,但是这种变动不应该以丧失平衡发展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