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宁——中央苏区东北部的前进基地和屏障

1931年5月，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从江西富田开始向东横扫。连战连捷，于31日占领福建建宁县城，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军事“围剿”。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的新发展和中央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暂时处于守势的有利时机，     

论AB团和富田事变

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反AB团的斗争在党群机关中普遍开展,9月进入高潮,11月内地方发展到军队,12月初地方和军队同时并进,于是爆发了红二十军一部分反抗滥捕、滥杀AB团的富田事变。之后,“左”倾临时中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因此,又进一步掀起捕杀AB团的高潮。反AB团和富田事变,是两个互相关联至今仍未彻底平反昭雪的历史大冤案。一、AB团的产生和灭亡江西历史上确实存在过AB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江西的国民党组织是共产党帮助建立起来的,因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省党部占优势。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部分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发现江西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完全由共产党人“把持党务”,     

略论AB团和富田事变的因果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江西出现过反共反人民的AB团,不久即被人民摧毁,其"寿命仅三个月".但20世纪30年代,江西中央苏区却发生过一起由打"AB团"引发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的爆发,是肃反扩大化和严刑逼供及滥捕、滥杀AB团的结果.这一事变的发生,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其教训是十分沉重的.     

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陈列内容介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续

四、“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 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的迅速发展,严重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为了扑灭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烈火,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福建都是主要的战场之一。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闽西军民有效     

中央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的形成

1931年5月31日，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占建宁城，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毛泽东又一次赋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满怀豪情地讴歌“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工农红军，嘲笑“为营步步嗟何及”的国民党军。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曾赋词《渔家傲》，     

对中央苏区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几点新议

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的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都取得了胜利。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作为战例作了得意的描述。解放后至目前编写出版的党史和战史书籍,也无不对这三次反“围剿”战争作了全面的肯定,没有一处写到过其中的失误。笔者近来通过对资料的重新研究和分析,想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的个别战斗、提法和结局提出几点新议,向专家、学者们求教。一、第二次反“围剿”中建宁战斗决策上的失误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关于第二次反“围剿”,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乃决找富田地     

“富田事变”中的彭德怀与毛泽东

1930年11月1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颁布命令：“移师赣江东岸，诱敌深入，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正式拉开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适于此时，根据地内部又掀起了一场以反AB团、改组派为主要内容的肃反运动。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赣西南特委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人，嫌     

为什么说1930年“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是伪造的？

“毛泽东致古柏的信”写于1930年12月中旬富田事变发生之后。当时古柏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受总前委的派遣，正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镇协助先期到达的总前委特派员李韶九进行肃反。富田事变发生后，段良弼、丛允中等领导人不能正确对待党内斗争，他们公井反对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一方面进行军事对抗，另一方面不惜制造政治谣言，到处张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和“毛泽东勾引白军反水”等反动标语。     

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巨大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造就了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局面。但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断送了大好革命形势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此后,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围剿”与“反围剿”的战火不断。“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共再     

风展红旗入川陕——纪念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80周年

1932年7月至12月，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人民，面对国民党30万大军，展开了空前激烈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重创了国民党嫡系部队，歼敌1万多人。但是，由于未能粉碎“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实行了战略转移。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虽然失败了，但蒋介石耗费大量精力进行的这次“围剿”，     

白云山战斗：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正>红一方面军从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连打了5个胜仗，横扫700里，从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白云山战斗是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打的第一个胜仗。诱敌深入，先打弱敌1931年3月25日，蒋介石电令“剿共”的国民党军，“限令四月底前肃清各处共匪”。国民党当局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调集约20万人的兵力，     

运筹帷幄 破敌“围剿”

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创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以来，国共两党两军围绕根据地的斗争就开始了。起初是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一省或数省的“进剿”、“会剿”，进而发展到国民党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我各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坚持开展反“围剿”斗争，其中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成为中外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述评

从一九三○年底开始到一九三四年,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进行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五次“围剿”。除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导下遭受严重失败外,其余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取得胜利的;第四次反“围剿”开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这次战争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建宁大捷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期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总政治委员、朱德总司令的领导和指挥下,决定“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的战略部署,采取积极防御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     

红军东方军在延平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年6月1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了中共临时中央的《对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中央苏区北部的抚河、赣江之间积极活动，破坏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另一部分组成东方军人闽作战，打击驻福建的国民党军。     

抗日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20日爆发的“福建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动的产物;它作为国民党内民主进步势力的抗日反蒋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发动的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事变。它在蒋介石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却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情况下,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     

考证红军首次缴获电台是否在龙冈战役

笔者在许多党史或军史的论著中，经常可以看到以下内容：1930年12月30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役中，活捉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缴获了敌军的一部电台，这是我军首次缴获的敌军电台。不久前，笔者在江西永丰参加纪念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还看到了这样的观点：龙冈战役“创造了十个第一次”，其中有“第一次缴获敌人两部电台和电讯人员，为建立无线电事业作出了贡献”。     

红一方面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

<正>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底，蒋介石集中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了4次大规模“围剿”，但在红军的英勇反击下，均告失败。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的无线电侦察从无到有，并迅速走向成熟，开辟了一条无形战线，为红军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援。     

红都叙事──项英在中央苏区(之四)

正确处理“富田事变”项英从对中央苏区各项工作的调查中发现，大家反映最多、意见最大的不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而是抓“AB团”和“富田事变”。AB团是国民党右派程天放等人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夺取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和各县级地方党部的控制权，在1927年1月秘密组织的反革命小组织。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他们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名义，把AB团分子派往各地，破坏革命，抢夺党权，曾在南昌嚣张一时。但为时很短，仅4个月时间，就在方志敏等率领的革命群众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了，AB团头子程天放也被群众杀了。但由…     

回忆红军卫生学校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克服了第二次“左”倾路线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又有了发展和扩大。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蒋介石从一九三○年十月开始,对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继我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月又相继对我发动了第二次、三次“围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