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小人物李果谌

近代以来,一武一文两所外国学校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武"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自辛亥革命起,这所军校的中国学员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如蔡锷、阎锡山、孙传芳、何应钦等皆是叱咤风云的著名将领";文"的是国共合作时期在苏联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政治骨干,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等皆出自此校。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这两所学校里走出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极其活跃,以致于在某些方面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可以说,就读于两校的学员多在历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李果谌,是唯一曾在这两所学校都就     

出兵朝鲜前的中美情报战

美国对中国开展全方位的情报侦察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新中国的情报侦察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红色“听风者”:新四军的密码破译工作之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由叶挺、项英分任军长、副军长。为抓紧抗击日军侵略,新四军未及休整补充,即边集结编组,边向江南及皖东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新四军处在日、伪、国民党的多重包围之中,处境艰险,为及时获取各方情报,新四军成立了绝密的电讯密码破译机构"三山办公室",这支精干的红色"听风者"队伍,在皖南事变前为新四军纵横大江南北提供了重要情报保障。胡立教创建三山办公室新四军成立之初,虽有来自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1万多人,却连一部电台都没有。1937年9月28日,原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到南昌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为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竟只能通过地方电报局拍发明码电报。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网成为新四军组建过程中一项重要工作。     

项乃光叛变之后

项乃光，辽宁开原人，1915年出生，曾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1939年秋，在湖北老河口，时任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的项乃光向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自首”，出卖了他所知道的党内机密，使中共在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部的秘密活动遭受严重挫折。小项叛变     

抗战胜利前后的延安密码战

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刚刚成立的中央社会部讲话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延安时期成立的中央社会部是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机关。     

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前后三杰

正7月22日,新华社以一篇300余字的电讯稿报道了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陈忠经同志逝世的消息。报道中特别提及,革命战争年代,陈忠经"为保卫党中央作出特殊贡献"。2005年,陈忠经的战友熊向晖去世时,新华社的电讯稿中也有同样的这一句话。而早在1949年7月周恩来接见熊向晖时就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     

陈仲山事件——军委二局绝密工作的首次暴露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当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经一年多艰苦转战，途经十二省，行程两万五千里，最终到达陕北。在伟大的长征中，一路上为红军提供敌军情报的主要是军委二局，他们通过破译敌军密电，为红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立下了大功。对军委二局的特殊功勋，毛泽东主席曾多次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像的”。     

苏联在华情报网的神秘“老陈”

正苏联情报员理查德·左尔格于1932年离开中国后,他在华建立起来的情报组织继续发展。从现有资料中可以发现,作为苏联军事情报网的一部分,这个情报组织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为号召,分为多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活动范围极为广泛,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仍旧在华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组织中,有一个神秘的人物"老陈",串连起了很多情报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事件。     

一份中央文件上三个“叛徒”的不同结局

革命征程中,大浪淘沙,出现个别叛徒并不让人意外。一般来说,叛徒都是一样的,他们背弃自己的誓言,出卖同志和组织,危害党的事业,成为革命最凶恶的敌人。所以,人们对叛徒没有好印象,常说叛徒绝没有好下场,这既反映了人们对叛徒的憎恶之情,也能概括大多数叛徒的结局。但叛徒与叛徒的走向也不一样,比如193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叛徒罗绮园、廖划平、潘问友等的决议》,其上所列的这3个"叛徒",后来的人生归宿就大为不同,或可作为"叛徒"不同结局的代表。     

郭潜——从叛徒到中统高层

中共的叛徒中,投敌后做特务的很多,如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被安置在军统局,做了戴笠手下的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在几十年的国共斗争中,安排中共叛徒做特务,也是国民党方面的常用手法,按照国民党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来说,在军统系统的还有担任过中革军委秘书长的徐梦秋、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等;在中统系统做特务的有担任过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徐锡根、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卢福坦、中共上海执行局书记李竹声、中共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等。这些人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或高或低都有一定的职务,但真正在军统、中统中做特务做到首脑级别的叛徒,惟有曾任中共南委组织部长的郭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