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侦察兴起背景探究

秘密侦察作为一类非强制性侦查措施,在我国侦查实践领域得到了愈发普遍的适用,相应的立法工作也提上议事日程.考察国际社会与我国秘密侦察的兴起过程,犯罪类型与形成的嬗变、常规侦查手段控制增强以及社会转型和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是秘密侦察兴起的三个主要因素.     

秘密侦查法制化之比较研究

通过历史的比较,可以发现秘密侦查发展规律:一方面展现出秘密侦查技术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秘密侦查手段不断受法律规制而愈加有序的趋势。通过对西方国家的秘密侦查法制比较研究,可分析总结秘密侦查法制化的先进成果,其对我国当前秘密侦查法律规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析秘密侦查制度及其相关问题

随着我国刑事犯罪的形势日趋严重,使得传统的侦查模式已不能很好地满足侦破各种犯罪的迫切现实需要。而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新型合法有效的特殊侦查手段已被广泛运用到国内外刑事侦查实践工作中。秘密侦查作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快速高效地收集我们侦破案件所需的各种证据材料,以达到有效惩治犯罪,并将其绳之以法的目的;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又非常容易被滥用从而无形中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将秘密侦查制度引入刑事侦查实践既有其客观现实必要性,同时我们也需从立法等各个方面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制而谨慎用之。     

现场指认及其立法规制

现场指认作为侦查机关经常采用的侦查行为,虽与讯问犯罪嫌疑人、现场勘查、侦查实验、辨认有一定联系,但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侦查行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现场指认存在一定问题: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违反侦查秘密原则,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和导致犯罪嫌疑人脱逃。为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和规范侦查权力,有必要通过立法规制现场指认,具体包括:立法应明确规定现场指认,明确现场指认需遵循的原则,确立现场指认的具体程序。     

我国诱惑侦查的法治化思考

诱惑侦查作为应对新型犯罪的有力手段，在我国侦查实践中被广泛的使用，但相应的立法规范却非常缺失，因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基于法的价值分析，诱惑侦查有确立的必要性，我国应当尽快立法完善诱惑侦查制度。     

技术侦查制度的完善与人权保障研究

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和保障人权进行了规定,为侦查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完善了人权保障理论,引起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技术侦查措施本身的扩张性和天然的侵犯性,使其极易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我国目前的技术侦查立法还不完善,制度规范也不够周密,使其在人权保障上仍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浅议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许多国家的立法认可.我国在立法上没有对其作出规定,但在实际侦查中已有应用.尽管学界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存在较大争议,但是基于冲破侦查"瓶颈"的需要,再加之诱惑侦查的实施具有法律容许性,如能够对诱惑侦查在法律上予以规制,那么,诱惑侦查必将对收集犯罪证据、控制犯罪起到关键性作用.     

论秘密侦查干预权利的特殊形态

秘密侦查对于公民权利的干预具有其特殊形态,从而使得秘密侦查手段与传统的侦查手段相比,具有诸多不同之处.这种权利干预的特殊形态体现在权利干预的对象、干预的程度包括广度与深度、权利干预的结果三个方面.     

新刑诉法语境下技术侦查措施的应用与完善

新刑诉法修改文本第一次在刑诉法语境下,系统、明确地将"技术侦查"措施列为专节,破解了司法实践中技术侦查措施广泛运用却缺乏法律依据的困局,体现了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是我国技术侦查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为了增强技术侦查措施的可操作性,依法规范地运用好技术侦查权,应在立足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现状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其价值理念,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概念界定模糊、适用范围不明确、缺乏明确的监督救济程序等问题进行完善。     

浅议秘密监听

当前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刑事犯罪越来越智能化,采用科技的手段进行秘密监听是进行现代刑事侦查的必然趋势。尤其是对于有组织的犯罪和恐怖犯罪,秘密监听几乎成为了唯一的侦查手段。秘密监听是在被监听者未察觉的情况下获取有关案件信息,因此这些信息通常会比较真实和可靠,秘密监听不论是作为侦查的线索而搜集到其他证据,还是直接对犯罪分子进行定罪和量刑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为视角

目前我国检察系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存在着案件线索来源渠道不宽,线索及侦查管理属地化、抗干扰能力弱,初查手段有限,侦查资源分散,队伍管理和基建设施落后,保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有必要建立健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机制、“内线情报网络”机制、外部调查取证配合机制、工作保密机制和污点证人制度,完善初查程序的立法和侦查强制措施,并集中线索管辖权和侦查权,整合侦查资源。要加强省级检察院对基层检察院的指导和领导工作,切实解决目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深入开展。     

关于卧底警察权益保障问题的思考

随着有组织化、复杂化的重大犯罪案件日益猖獗,运用卧底警察进行侦查的策略在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然而相比较于其他世界发达国家,我国在卧底侦查方面的立法及制度建设还存在极大的滞后性,因此通过完善卧底侦查制度从而保障卧底警察合法权益是十分必要的。这既是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更是满足刑事侦查的切实需要。     

侦查取证与人权保障

侦查取证包括发现证据及其线索和收集证据两个部分.其中,证据及其线索的发现一直游离于立法的边缘,有必要对其加以规制.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不仅完善了证据收集的手段,而且构建了遏制非法取证的机制,对侦查取证工作的整体推动具有重要意义.以刑诉法修正为契机,转变侦查取证观,坚持自由裁量以人权保障为标准,丰富和发展侦查取证措施是必由之路.     

论沉默权对传统侦查取证理念的冲击及应对策略

沉默权与我国传统诉讼价值观念的冲突 ,实质上是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冲突。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制度中的最终设立 ,必将给侦查取证活动带来最直接的冲击。如果不完善相应立法和执法环节 ,不仅使沉默权的设立目的难以实现 ,也会使侦查取证工作加大执业风险。因此 ,从立法上要尽快明确无罪推定原则 ,取消立案程序 ,重新设置强制措施的体例 ,明确技术侦查手段的法律性质等 ;要改变侦、控分离 ,缺乏司法审查制约的体制 ,加强取证人员的科学物证意识 ,加大侦查工作的技术含量 ,以应对沉默权带来的挑战。     

刑事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质疑

本文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刑事立案程序中存在的弊端,并对其程序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现行立法的不合理导致在立案阶段侦查机关采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的非法性,同时也是司法实践中不"破"不"立"现象的一个成因.在考察了国外相关立法之后,建议取消立案程序,代之以相对简化的初步侦查步骤,将其纳入侦查大程序之中.     

冲突与平衡:侦查秘密与新闻自由

现代司法中侦查秘密原则与新闻自由理念都具重要价值。保障侦查秘密原则与尊重新闻自由理念二者的冲突在我国当前尤为剧烈,达致二者平衡的方案有二:长远而言,二者协调并行是理想的平衡模式;近期来说,新闻自由先行是当前务实和理想的选择。     

审前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及其立法完善——以新律师法为基点

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是审前律师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律师法对这些权利都有一定扩展。尽管新律师法对这些权利进行了扩展,但实际行使中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从立法角度看,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侦查程序中受托律师身份不明,没有明确保障律师辩护权的相应措施,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一致等。通过立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建构审前律师行使辩护权的救济机制,完善相关规定以解决"三难"问题。     

法律视野中的"线人"及其制度构建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利用"线人"提供情报来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已不是个别现象,"线人"与卧底警探以及其他特情人员共同构成了侦查机关迅捷有效的犯罪情报网络.但由于"线人"立法上的不完善,导致我国目前"线人"的使用存在严重的失范现象,"线人"侦查中也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结我国"线人"的实践经验,借鉴外国立法,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线人"制度已迫在眉睫.     

刑诉法修改与刑事侦查学学科建设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侦查学学科研究应当加强侦查法制化研究与执法规范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同时还应当加强讯问方法与技巧,威胁、引诱、欺骗的合理性及其限度,证明标准和定案证据体系,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等问题的研究.在对侦查专业学生的培养及教学方面,在培养方案及相关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当培养学生的程序意识、证据意识、人权保障意识,并重视规范化教学,强化学生的基本功.     

国际反恐联合侦查研究

面对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国家之间只有实施联合侦查,才能够及时、有效地侦破此类案件。在联合侦查过程中,合作各方应严格遵守订立的协定,在国际和国内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积极选择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密切合作,共同开展侦查行动。针对联合侦查实施中的各种阻碍因素,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应采取务实的态度,作出立法调整和司法观念的转变,建立适应国际趋势的联合侦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