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与媒体关系

突发事件是指从量变转化为质变，并引发一系列危害的公共事件。我国习惯称“突发事件”（Emergence Events），而国际范围内一般都称“危机事件”（Crisis Events）。“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突发事件往往是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处理好突发事件中的媒体关系对化解危机事件至关重要，要处理好媒体关系就必须充分认识到突发事件中媒体的作用，并树立正确的危机传播理念，把握突发事件中处理媒体关系的方法与机制。     

政府、公众、媒体关系与新时期政府危机管理——由非典型性肺炎事件引发的思考

非典型性肺炎病例在中国出现后一直倍受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研究并建立危机处理系统来应对这一卫生突发事件。非典事件不仅对公众身体健康形成威胁,造成社会一定程度的恐慌,同时也是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一次考验。危机事件的处理要依靠政府措施的同时还要依靠媒体公正、及时、全面的报道和公众对政府措施的支持和反馈。     

我国突发事件危机管理与媒体角色的转变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公共突发事件的考验。总结此类事件从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其中涉及了政府的危机管理、媒体的危机报道,和公民的危机应对的等一系列环节,体现了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作为危机管理要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这三者之中,媒体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媒体危机报道能力的提高是近年来媒体角色转变的结果。媒体角色的转变是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深刻反映着中国在建设现代民主社会的过程中民众渴望知情权保障的基本诉求。     

衍生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研究

突发事件引发的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一个事件技术防控问题,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传播引致的网络舆情发展和变异,在突发事件公共危机演变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大量研究表明,突发事件是源生事件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衍生的复合事件。衍生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是源生事件、舆情引导主体、舆情传播渠道互动共变的结果,构建和完善衍生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机制需推进相关制度建设、加强信息搜集与研判,并完善应急与保障机制。     

政府在处置突发事件中运用和治理新媒体的思考

正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受到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在突发事件面前,新媒体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新媒体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极大地满足社会公众信息需求的同时,也给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应急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今天的新兴媒体不再是政府的"解释者"和"鼓吹者",更不是政府独掌的"传播者",它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客观立场。本文对新媒体时代政府正确处理突发事件提出几点建议措施,并试图在两者之间构建良性互动关系,使两者更好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和危机问题。     

公共危机过程中政府与新闻媒体关系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社会矛盾,由此而引发了一些公共危机事件。由于我国政府许多官员处理公共危机的经验不足,在公共危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通过分析公共危机过程中政府与媒体关系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建议和对策,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论灾难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危机沟通

在诸如地震、SARS等灾难性突发事件中，各种流言的扩散以及民众对政府态度的变化所造成的危机，要求我们更加注重灾难性突发事件的传播特征，并通过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克服民众社会认知与态度的障碍，发挥政府在危机沟通过程中的信息公开者、沟通引导者以及危机管理者的积极角色。政府在选择灾难性突发事件危机沟通的策略方面，可以充分借鉴台湾地区在9·21地震中政府危机沟通策略的经验。     

我国现阶段的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管理

我国现阶段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管理具有若干转型期显著的特征,应通过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决策机制,区别并关联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管理过程,避免陷入浪费公共危机应对资源库存,忽视突发事件“第一在场者”能力建设,把公共危机管理看成是应急性处理等误区。     

关于“危机”的六大认识误区及其辨析

中国危机管理在实践发展和学术探讨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特别是对"危机"的理解,有很多不科学、不正确的地方。指出和澄清这些误区,对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危机、推动危机管理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区分了"危机"与"突发事件"的含义,指出了危机管理的价值关怀;对危机管理研究的价值做了辨析和阐释;论证了"危"转"机"的可能性和艰难性;指出了危机状态的动态发展性;解释了当前中国危机多发的原因,阐述了理解危机事件的正确立场,并对如何增强中国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完善应急防控体系 高效化解危机

当前,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生产生活逐渐恢复。然而,在此次重大危机事件中却存在着防控管理机制不健全、防控人力资源不足、防控物资储备相对缺乏、突发事件信息"倒流"、突发事件处置"滞后"、防控力度过当等问题。这些经验教训对日后提高我国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出了问题,明确了方向,带来了启示。     

扩充国家安全战略视角控制危机

危机是由非常事件引发的险急状态。长久以来,危机常常被视为一种局部、偶发现象,对危机的处理也大多是采取临机处置的方式,缺乏必要的预先关注、预防监测和全程控制。如果不能把危机问题放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来考虑,其结果是本可避免或可控制的一些突发事件,最终令人遗憾的演化成了一场场社     

网络谣言:值得警惕的另类突发事件

近年来,谣言这个东西仿佛获得了某种"能量",总是时不时地出现,时不时地给人们造成一种冲击,一种震撼,众多荒诞鬼魅的谣言已经从网络段子上升为公共危机事件,成为破坏社会稳定、左右公共利益、制造社会恐慌的巨大力量,应该引起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网络谣言作为突发公共事件的特征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把突发事件分为四大类,即自然灾害事件、事故灾难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以往,谣言往往只是重大突发事件的副产品,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各类突发事件发生后蓄意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虚假信息的行为有相应的惩处规定和应对预案.     

“媒体事件时代”应注重维护公权力形象

2010年10月25日，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皓刊文说，我们正处在媒体事件时代，所谓媒体事件，既包含突发事件，也包含常发事件。这些事件虽不一定因媒体而起，但都是因媒体而放大了事件影响力，使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现代社会，要重新认识媒体的功能：媒体是党、政府的喉舌，     

媒体在公共危机处理中的社会责任

公共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破坏性以及不确定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处理危机事件时离不开各种社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配合,其中,媒体具有巨大影响,不仅有报道与传达信息的职能,而且能够引导舆论方向,并且有对危机事件处理情况进行社会监督的职能.媒体的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危机处理的效果,因此,广大媒体必须正确履行其社会责任.     

提高国有企业宣传思想工作 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从三鹿奶粉事件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应对突发事件成为国有企业必须正视的问题。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始终站在最前沿、直接面向公众，作用至关重要。     

建立和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机制

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建立和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机制，是政府的职能，也是服务型政府的重大责任。文章立足于建立和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机制，从政府应当树立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出发，系统论述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机制及官员问责制，以资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浅谈突发事件管理中的政府公共关系

本文在探讨“突发事件管理”与“政府公共关系”涵义的基础上，明确了突发事件管理过程中政府公共关系的作用，即有利于增强突发事件管理的透明度和民主性；有利于使政府在危机事件管理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有利于控制事态发展，加强国际合作，树立政府良好的国际形象。并从机构、制度、人员和观念四兮方面提出突发事件管理中的政府公共关系机制完善的构想。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日本应急管理体制的特点

日本是一个危机事件频发的国家.1995年以来,先后经历了阪神淡路大地震、东京湾油轮触礁漏油、雪印乳业集团的牛奶中毒、千叶县肉类加工厂的疯牛病等事件.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过程中,日本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完善本国的危机管理体制体制,其中有许多有益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