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府利益分析

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日益成为政府实施公共管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中,客观存在着政府自利性的动机和失常利益的扩张,致使政府利益结构失衡,大大折损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因此,必须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度建设、公共政策参与机制的完善及其利益调控机制的健全,以便有效地抑制政府失常利益的扩张,有效地调整不合理、失衡的政府利益结构,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有效性,更好地维护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公共政策冲突的形成与化解

公共政策兼容协调是现代化社会应有之义,现实中却面临政策冲突的严峻挑战。公共政策冲突研究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即政策冲突的内涵是什么、导致政策冲突的因素有哪些、政策冲突的解决措施是什么。政策冲突内涵形成社会冲突、政治冲突和政策过程三大研究进路。政策冲突源于社会冲突,经由政策目标、行政体制、政策信息、政策利益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如果在政策调整前各阶段不能相应化解政策冲突,在政策调整阶段则会产生集聚效应,达到冲突极值。因此,要完善问题识别机制、推动行政协同纵深发展、构建多元政策信息机制和完善政策利益补偿机制,从而化解政策冲突。未来,应在实证检验、学科交流、数据技术三方面展开深层次研究。     

民事冲突与和谐社会

社会冲突的存在状态是社会和谐程度的表征,民事冲突是社会冲突之中的常见形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民事冲突。分析民事冲突产生的原因背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重视民事冲突,采取各种解决民事冲突的有效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和系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运作,使我们的社会化解、控制社会冲突的能力超强,则社会的和谐程度也就越高。     

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效应、原因分析与路径选择研究

随着国内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突显,区域公共政策冲突也在区域合作治理中不断发生。区域公共政策冲突会形成正负两种效应,而引发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原因是多样性的。其中主要包括区域公共政策价值观的差异、区域公共政策管理机构的缺失、区域公共政策主体间利益冲突、区域公共政策沟通机制的障碍、区域公共政策信息共享平台的匮乏与区域公共政策使用范围界定模糊六个方面,通过此六个方面的原因分析,可以探究出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解决路径。     

论行政救济制度的和谐功能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立与之适应的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机制,在诸多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机制中,行政救济制度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行政救济制度以其特有的和谐功能,在缓和社会矛盾,解决多元化社会中各成分之间的冲突问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结合和谐社会的利益需求,对行政救济制度的和谐功能进行初步探讨。     

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府利益

政府利益是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偏离了公共利益的非常态利益。政府利益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只要公共政策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就是一种永远的威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政府利益最直接的原因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机制缺陷,为政府利益的介入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     

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是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必须通过制度和实践中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公共政策来实现,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和必然要求。针对当前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公共性缺失问题,立足于公共政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政策能力,扩大社会的政策参与,并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公共精神氛围,才能有效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加速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矛盾与冲突压力下公共政策问题的思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视角

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国家如何运用公共政策,重新配置和平衡社会资源,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导向的、高效能的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机制,成为我们时代重要的政治课题。     

论社会和谐与冲突的法律控制

冲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事实。冲突是无法消除的,只能谋求恰当的控制。在多种社会冲突控制机制中,法律控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获得了主导地位。法律控制机制的三要素:法官控制、理性法律控制、国家强制控制都面临正当性的重新证成问题。因此,多元社会冲突控制模式即成了冲突控制机制的发展方向。     

关于公共政策的几个平衡问题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社会问题、规范社会运行的工具,其实质是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为解决由于资源的稀缺而产生的利益分配冲突,公共政策必须在“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主体利益与客体利益的博弈中,在政策稳定与政策创新、政策数量与政策质量的辩证关系中寻求与创设平衡。这几个平衡是公共政策的内在要求与外在期望的统一,也是公共政策理性化与科学化的体现。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控对策

涉众型经济犯罪是近年来较为突出的经济犯罪,具有广泛性、后果严重等特征。该类犯罪的生成机制主要源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社会不和谐因素．如金融体制不够健全、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打击不到位、犯罪成本较低以及参与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盲从、投机心理严重等。对此,预防和应对涉众型经济犯罪需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消除社会冲突,发现、解决社会矛盾,不仅在金融政策上要“疏”、“堵”双管齐下,还要利用典型案例,做好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宣传和心理预防工作．加强预防和控制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情报信息工作,建立健全严格的事件倒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增强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力度,加大犯罪成本,把打击、防控涉众型经济犯罪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结合起来．构筑有效的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控体系。     

关于我国治安调解制度的社会学思考——以科塞的功能冲突论为视角

任何一种社会系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冲突现象,治安调解工作即是针对一定的社会冲突(民间纠纷)而采取的处理方法之一。以社会学的特定角度(科塞的功能冲突论)为切入点,从治安调解工作的发生背景、类型特征和社会学对策,试图对完善治安调解制度做出新的理论探索。     

少数民族地区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思考——以C县2012．3．15案为例

当下社会正处于冲突的多发期与高发期，社会秩序调控仍有欠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仍存不足、民间法与国家法存有冲突之处是当前民族地区化解社会矛盾面临的主要问题。应强化公力救济及其实效性，并注重运用民间法和私权规则调整社会矛盾。     

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科学构建

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公诉环节风险评估机制具有容纳冲突、预测风险等内在价值,通过明确和规范其适用程序、责任追究机制及完善内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释法说理等工作可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践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在加强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中，明确提出“防止利益冲突”的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推动我国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举措。强调健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实际，借鉴国际社会制度防腐的经验，以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为基础，以加强廉政伦理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为重点，以健全“三公”领域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突破口，以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管理型制度为保障，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机融入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有效发挥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预防性和机制性作用。     

农民工犯罪社会控制机制分析

文章从文化冲突和农民工生存困境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通过分析道德、刑法和公共政策在控制农民工犯罪问题上的利弊,认为科学的公共政策是消减现阶段农民工犯罪社会原因的最佳选择。     

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现实困境与发展理路

地方利益冲突已是我国社会矛盾的一大焦点。建设好地方服务型政府,有效化解地方利益矛盾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理性选择,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要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面临诸多困境：＂服务为民＂理念缺失;公共服务市场化滞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政府部门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协调;政府绩效管理评估机制不健全等。重塑＂公民本位＂、＂服务为民＂服务理念;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升地方政府服务供给水平;健全公民有序参与机制,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健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实现＂政府本位＂回归＂社会本位＂;提高公务员综合素质,建立地方服务型机关等是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发展理路。     

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针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范围、形态、程度呈现出的新格局与主体多元化、成因复杂化、处理关联化、形态对抗化等新型特点，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政府公共机制、整合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等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迈向统一的公诉政策——以实践中两类公诉政策的适用为分析对象

在对几个基层检察院的调查中发现，实践中存在基于某方面公诉政策的公诉裁量，但检察官在适用公诉政策时有不同的行动机制。这一行动机制在表面上与检察院推行的业务考评机制有关，但更为本质的原因在于实践中一些公诉政策的不明确性与非统一性，甚至非正当性。检察官在公诉政策不明确与非统一的情况下，绝对地排除其适用并不符合现代公诉制度发展的趋势，而且还会引发其他一些问题。基于此，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明确与统一的公诉政策。这除了可以实现通过公诉政策调控公诉制度运作的目的之外，更为现实的意义还在于可以阻隔种种非正当性因素对公诉制度的渗透以及增强公诉制度运作的透明性。     

论刑事政策的公共政策定位

长期以来,刑事政策并不为公共政策领域所接纳。一方面是由于刑事政策的外延过宽或过窄,与公共政策的外延相冲突;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共政策体系的局限性,现有的建构无法为刑事政策提供存在空间。要明确刑事政策的公共政策定位,必须从上述两方面着手,协调刑事政策与公共政策概念的外延,调整公共政策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