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一对一”的谈判

市场经济光临我们这个社会 以后,经济生活中多了一 种原本在国家的外交间才有的方式——谈判。因为计划经济不用那方式,经济活动都听上级就是了。照理说.谈判是很花“成本”的一项交易方式,有谈判.就得有代表团、代表团团长.还有一整套谈判的程序。可是,实际生活中,有些谈判也太简单了,到了“一对一”的地步。     

反劫持谈判语言策略的运用

反劫持谈判实质上是我方谈判人员与劫持分子运用语言传达观点、交流意见，本着“生命至上、以人为本，和平解决劫持人质危机”等明确的谈判理念，并以此当作一种最高的行动准则，来指导一个具体而系列化的谈判过程。反劫持谈判是语言的交锋，在谈判中要准确、正确地运用语言，注意语言的表达技巧，关注谈判中的行为语言和行为交流，要紧紧抓住谈判过程，注意语言策略和技巧的运用。     

漫谈“规模化”和“专业化”

“规模化”和“专业化”是近年来我们在探讨律师事业发展时常用的概念，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属不同的考评标准。“规模化”主要是量的标准，“专业化”完全是质的标准，当然“规模化”的量是指达到一定专业水平的量，不是简单的低水平的数量相加。一个能被业界认可的具有良好社会形象的“规模化”律师事务所，一定是由合理专业分工的多个子系统而构成。可以说“规模化”必须以“专业化”为基础，而“专业化”并不必须依赖“规模化”而存在。“专业化”的形成一般不受事务所规模大小的制约，每一个律师事务所都应追求在发展中逐渐形成自己…     

“规则经济”需要“生人文化”

WTO既是贸易组织,也是贸易规则的集合。中国加入WTO表明我们进入了规则经济时代。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灵魂。随着规则经济的到来,必须尽快改善我们的心智模式,努力培养与规则经济相适应的“生人文化”。“生人文化”就是按照法律规则办事。法律是因为生人之间做交易才形成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讲,“熟人社会”协调半径只有30公里,而“生人社会”用法律能协调所有的人。随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相互融合,更需要我们倡导在国民待遇原则下的“非歧视”的“生人文化”。只有在“生人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心态放进法律规则和约束里     

重庆市“打黑除恶”公众认同调研报告

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格外受人关注。从调研所反映的数据来看,公众高度支持本次“打黑除恶”行动,关注重点主要是政府“打黑”的决心。民众希望“打黑除恶”行动能深入彻底并长期坚持,同时政府必须加强“打黑”工作的组织领导,发挥群众在“打黑”中的积极作用,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工作,坚持“打黑”与反腐同时进行的策略,强化依法“打黑”的观念。而在构建防止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机制方面,政府应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城乡差异,堵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员的来源;规范市场秩序并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和教育。     

WTO的“社会条款”之争与中国的劳动标准

近年来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WTO会议上屡次提出要在世贸组织协议中写进“社会条款” ,以实现其通过贸易制裁来强制推行“核心劳动标准”的目的。这种将贸易与劳动标准挂钩的做法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 ,其实质在于推行西方的人权观念。而我国现行的劳动标准与“核心劳动标准”相比 ,在自由结社权、集体谈判权、平等就业权、强迫劳动和童工问题等五个方面尚有较大的差距。我们应尽快进行劳动法制改革 ,以适应“入世”所带来的挑战 ,并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     

WTO“一揽子承诺”法律问题阐微

WTO规则体系中的“一揽子承诺”已成为一个既涉及WTO规则体系稳定,又关涉WTO“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走向的重要问题.学界对“一揽子承诺”的认知尚存歧见.“一揽子承诺”具有三个层面上的解读,即作为一种程序性手段、作为一种谈判工具和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一揽子承诺”是否还能适应“多哈发展回合”发展,WTO谈判方式是否需要改革等问题都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所在.厘定三个层次上的“一揽子承诺”,对完整适用WTO规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用人慌”VS“闲得慌”“共享员工”开启用工新模式?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打乱了许多行业的阵脚。疫情之下,部分餐饮企业暂停营业,而快递、外卖行业却人手紧张。一边是“闲得慌”,一边是“用人荒”,许多企业纷纷试水“互借员工”。“共享员工”模式由此应运而生,一场跨行业的协助互救行动拉开帷幕。     

论作为核心劳工标准之一的集体谈判权

在劳动法律体系中,集体谈判权并不是一项单独的或孤立的权利,而是劳动者权利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它与罢工权和团结权共同构成了“劳动基本权”。集体谈判权的组织保障是工会,集体谈判权的行动保障是罢工。     

小议“拆违”

七月流火!我们的身边正在开展一场“拆违”行动,它牵动着许多人的神经,牵动着这个城市所有的单位。就像当年“绿化合肥”一样,“拆违”犹如风暴,席卷城市每个角落,它使我们对未来又一次充满了新的期待:风暴之后的天更晴朗、城市更美丽……我们揭它的短处,因为我们爱之深;我们破旧立新,因为我们还要跋涉。对于城市来说,它就在种种废与兴中成长,每一次大的动作都将被铭刻。因为热爱,所以关注,作为媒体,我们因为这场大动作而震撼,约来几个朋友说说“拆违”,也算是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热爱吧。     

试论事物发展的“度”

“度”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范畴之一。认真研究、正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度”,对于我们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在行动中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按客观规律办事,都具有重要意义。     

努力方向让更多“红头文件”接受“体检”

陕西省政府要求，凡涉权涉法文件，必须“逢文必审”。为推动基层政府尽快行动，陕西省的市、县《政府议事规则》都明确规定，     

“领导”不能取代“指挥”

指挥与领导,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管理方式。在警务工作中能否用领导的套路代替指挥,要不要强调指挥是一种特殊的警务管理方式,领导与指挥究竟有什么不同,弄清这些问题,对实现那些必须采用指挥方式才能完成的警务工作任务,避免警务实践中出现无序和混乱,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前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相对静态的警务工作对“指挥”的需求并不十分突出,客观上造成了警务指挥理论发育不全和一些警官指挥经验不足的现实。当前,各种事件和案件发生的时空、规模和态势都充满了多种变数,在处置各种事件的警务指挥行动中,我们必须适应高度动态化的、网状关联的治安形势的特点,尽快走出单纯“领导思维定势”的误区, 开创警务指挥工作的新局面。     

“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探索建立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这次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亮点和难点。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出发,结合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模式,分析上海自贸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解释法理。“负面清单”实际上是原则的例外,体现的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律理念。在分析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时,有必要参考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谈判模式。“法无禁止即可为”法理思想如果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法治实践中得以贯彻,并通过“可推广、可复制”,定会促进我国进一步的法治改革。     

对关贸总协定“保障条款”的反思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的确立,大大加速了我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进程。然而,中国要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还面临许多障碍。“保障条款”就是其中之一。它既是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即乌拉圭回合)的一大难题,也是中国恢复缔约国地位谈判的焦点所在。目前,对关贸总协定的“保障条款”进行一番探讨,对于推动中国早日“复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试论检察机关如何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新时期检察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更是检察机关一切行动的归宿。作为检察机关，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并在具体检察工作中充分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拆”出城市的魅力

七月流火!我们的身边正在开展一场“拆违”行动,它牵动着许多人的神经,牵动着这个城市所有的单位。就像当年“绿化合肥”一样,“拆违”犹如风暴,席卷城市每个角落,它使我们对未来又一次充满了新的期待:风暴之后的天更晴朗、城市更美丽……我们揭它的短处,因为我们爱之深;我们破旧立新,因为我们还要跋涉。对于城市来说,它就在种种废与兴中成长,每一次大的动作都将被铭刻。因为热爱,所以关注,作为媒体,我们因为这场大动作而震撼,约来几个朋友说说“拆违”,也算是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热爱吧。     

话说为官“德”与“才”

明朝冯应明在《菜根谭》一书里,把“德”与“才”的相互关系,说得十分形象、确切。他说:“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任奴用事矣,几何不(?)魉猖狂?”此话是说,“德”是主人,“才”是奴仆,“才”的一切行动,完全由“德”指挥。若有“才”无“德”,等于“主人”不管事,任你为奴仆的“才”胡乱行事。这样的“家庭”怎能不“鬼怪”横行?! 时下人事、组织部门擢拔官员的标     

“严打”行动中的预期清查战术方法

对于战斗在“严打”行动第一线的警察来说,正确掌握查缉战术清查行动的方法和技巧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当你接到任务去清查时,很多事情你是难以预计的,如果行动步骤计划周密,就可避免疑犯逃走,或有机会向你袭击,或让处境恶化而失去控制。在严打斗争中我们如何运用清查行动这一行之有效的战术方法,尽快发现和缉捕疑犯呢。下面所介绍的清查行动的内容,未必适用于所有情况,但却是可以借鉴、采纳并予以选择、发挥的战术、技术方法。预期清查行动是指在重、特大刑事案件发生后,警察在行动前已知疑犯的体貌特征,已经掌握了清查目标的一些犯罪活动特点,在预     

关于法律和政策的若干問題——对朱恩霖的“法律和政策的关系”一文的意見

赵擎同志提出法律与政策关系的若干問題来討論,是很有意义的。这是理论問題,也是实践問題。右派分子曾从这个方面向我们进攻。他們說:“政策不能办事”、“只有政策沒有法律,政府可以随便行动,而一般人民卻苦于无所适从。”因此,我們觉得討論这一問题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必須針对右派谬论,这样才富于现实性和斗爭性。请读者参加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