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儒家道德及其对中国道德建设的启示

韩国是比较完整的保存了儒家道德的国家，在韩国儒家道德最重要的内容是“八德”中的忠孝礼。韩国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具有多种价值体系的支撑、注重实际问题。对中国来说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可能而且必须弘扬儒家道德，在弘扬的过程中也要清除传统儒家道德中的封建毒素，坚持在批判中继承。     

儒家和谐社会的理念和实践

和谐社会是两千年来儒家所追求的社会目标。儒家在以“尽性”、“位育”、“利者义之和”为内涵的合和哲学基础上,形成了和谐社会理念,同时还进行了以伦理社会和“福利国家”为特征的实践,并设计“大同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终极蓝图。由于其固有的“泛道德主义”和君主专制的局限与矛盾,儒家和谐社会的实践未能成功,但它主张统筹社会不同阶层,统筹强势与弱势人群、贫与富、国家与国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追求,仍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历史成因

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和谐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成因：当时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原有等级制的破坏与社会转型，原有礼仪的失范与思想纷争，人自身的奴役性状态，诸侯国的分裂与长期争战。在先秦儒家那里，“和”成了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身心、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总法则。     

儒家民本思想辨析──兼谈关于鉴古观今的一点思考

一民本思想的历史意义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法律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儒家民本思想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是对西周初期政治法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历史上来看，儒家对于民本思想的倡导无疑是进步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神本”走向“人本”。夏商的政治法律思想主要体现为神权法思想，巫史文化居统率地位。尤其是商朝，“率民以事神”，①对于国家的政治法律活动，主要也是依据占卜来进行和决定。而商朝的灭亡则使人民发出“天命靡常”②的感慨。商朝的统治者…     

德法共治：儒家“德”的现代意义

回顾历史,中国古代社会是德治社会,儒家传统提倡的“德”,代表了一种成熟完备的道德话语和秩序体系,凝聚古代社会体系的核心价值,支撑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赓续绵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治国方略,应当充分发挥儒家“德”的价值功能,对之加以辩证扬弃,择善用之,以夯实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基础。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来看,儒家“德”的价值功用有三个方面,包括提升国家法治的正当性,夯实基层治理的德治基石,塑造个体的自我发展。     

小议“嗔独”

“慎独”作为儒家独门心法和践履工夫，其涵义主要是指人在独处之时，也应谨慎不苟。“慎独”作为一种修身实践工夫，只能由儒家开创出来，同时也是儒家的“密教”。在当代，“慎独”对于提高干部道德修养，强化干部纪律等具有重要意义。     

“内圣”能否开出“外王”？——略论儒家道德与政治的关系

儒家政治能否现代化取决于一个问题：“内圣”能否开出“外王”？对此，人们从正反两个方向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那么，是否有第三条道路呢？如果我们回归原始儒家就会发现，道德与政治虽有联系，也分别有其独立的自性，因此儒家“为政以德”的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以道德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的策略，“内圣”既没有生发“外王”，也没有遮蔽“外王”，而是成全了“外王”。既然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一种策略，那么儒家政治的现代化就是一个策略调整的问题，亦即将政治的归于政治，道德的归为道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与政治的完全分离，在仁的统摄下，道德与政治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论《大学》的道德修养体系

《大学》是早期儒家的一篇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的典籍,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且居四书之首。《大学》的主要内容是“三纲领”和“八条目”,二者是《大学》的两条基本道德修养原则,且构成了以修身为核心的一个互为对应的整体。《大学》围绕“三纲八目”构建了一套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体系,同时也蕴含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儒家伦理与当代社会”研讨会在京召开

为更深入探索儒家伦理、推进具有深厚中华人文传统的现代伦理哲学完整体系的建构,为人文北京和世界城市建设更尽绵薄,由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主办的“儒家伦理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于6月8-9日在京举行。徐惟诚、尹学龙、钱逊、葛荣晋、陈瑛、李汉秋、甘葆露、王殿卿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张晓华、周永源代表学院领导出席并分别致开幕辞和闭幕辞。研讨会结合国家建设实际,特别是官德、公民道德、文化建设等问题,针对全国尤其是首都北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的伦理问题,努力开掘儒学伦理思想的丰富资源并与现代社会改革和发展实践一体考量,彰显儒家德性伦理独特而卓越的文化价值,力图为现代生活提供优质精神食粮。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及其启示

先秦儒家以周“礼”思想为源泉提出了“礼治”思想。“礼治”思想主要概括为“亲亲”“尊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孝忠”思想和“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等,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法理意涵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新任务而推进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迈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步伐，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而深远。立足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政治逻辑，我们可以将其法理意蕴概括为“八个命题”,即“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政治主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具有坚实的合法根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蕴含深刻的辩证思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中国大国体制的历史传承”“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密码”。它们从改革的现实意义、思维范式、文明价值三个维度，诠释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法理根据。     

儒家刑事政策思想研究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刑事政策思想的主体与核心，儒家的基本刑事政策思想是天人合一、德主刑辅，刑事立法思想是立法宽简、宽仁慎刑，刑事司法思想是顺天行刑、慎刑恤罚。儒家刑事政策思想有其局限性，但也包含着诸多合理因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刑事政策思想是当下中国法律改革的本土化资源，其合理因素应该被重视和合理利用。     

论“慎独”简

“慎独”是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是儒家主张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其内涵经历代思想家的阐发不断丰富深化，“慎独”思想对于消除当代社会的道德失范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每一个社会个体既要经常自省，又要注意隐小细微之处，才能真正做到“慎独”。     

论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权变思想

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孔、孟儒家学派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迂腐的。本文针对这一观点，着重论述了孔、孟儒家学派政治哲学中的权变思想，指出他们的言论中闪耀着政治智慧之光，这是政治思维中辩证法的反映。孔、孟儒家学派的政治权变思想，主要反映在下述几方面，如他们认为，杰出政治家（即“大人”）应当是“识时务、通权变”的；在政治选择上，应当是“有义存焉，无可无不可”（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为政者“有所不为方可有为”，以及在逆境中，高明的政治家应当是大智若愚的，等等。当然，就是在权变思想中，也反映出了儒家学派政治观上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二程的理学与《四书》

为了给儒家的伦理价值和生活样式予以重新说明，北宋儒者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先秦儒学及其学术资源。其中，二程表彰《四书》，自觉的直接与《四书》互动。在诠释《四书》时，二程力图以“理”融会贯通《四书》的范畴和概念，建构其理学体系。在与同时期的王安石“新学”、苏氏“蜀学”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二程的这种诠释对于新儒学的建立无疑是成功的。     

《学记》中的“学本论”思想

《学记》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其文虽只有一千两百二十九字，但却被奉为中国儒家学术思想中的经典之作，是先秦学习思想的集大成。众多学者们分别从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角度研究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各有其侧重及当代价值。撇开其他研究角度，仅就教育学领域对《学记》的研究而言，存在着过于强调“教”而忽视“学”之不完善性。通过对《学记》通篇的仔细研读可以看出，“以学为本”的“学本论”思想是全文的主线。     

刍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与儒家伦理思想的契合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我们深入挖掘儒家伦理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发现其“天人合一”、“重义轻利”、“仁者爱人”的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存在着一定的契合性。     

儒家道德教育方法的现代启示

道德教育是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对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实行道德影响的活动。儒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关于德育的内容十分丰厚，其中对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建立了自身独特的结构体系，从而使以德治国由理论走向实践，影响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儒家德育理论体系内容丰富，本文试图对其评析，或许为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以及公民人格、素质的塑造提供一种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一儒家的道德教育方法，是通过“外在的教化”以达到“内在的修养”，从而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具体说，是通过施教者的言传身教、社会环境的习染，使被教育者接受既定的道德规…     

政道论与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政道论”是一种与西方“政体论”迥然不同且极具中华文明特质的政治思想类型。先秦时期产生的以道家为代表的帝道、儒家为代表的王道、法家为代表的霸道，构成了中国传统时代最主要的三种政道。秦汉以来，大一统国家的治理呈现一个“政制”与“政道”的二重结构，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通过帝道、王道、霸道在不同时期、领域、阶段的混合运用来治理国家。这种二重结构下的“混合政道”范式也是一个理解当代中国治理过程和效能优势的历史视角，对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乏启示意义。     

从《论语》看孔子的中庸思想

中庸是孔子学说中最基本的范畴，是贯穿孔子思想体系的“一贯之道”，也是孔子思想精华之所在。儒家经典《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中庸观及其运用。其字里行间渗透了孔子的人生智慧：以“执两用中”的思想方法，以权变时中的理性精神，适度把握和适当处理社会人生的各种关系，致力于提升人生境界，培养“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本文试从《论语》文本入手，着力展示孔子中庸思想的几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