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个人所得税之浅见

近年来．个人所得税收入逐年大幅增长，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仅次于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的第四大税种。个人所得税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个人收入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现行个人所得税运行机制逐步显露出税制设计不合理，征管制度不严密，调节收入分配乏力等缺陷。     

税款流失、税负不公与现行税制的弊端

本文从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税率、费用扣除标准三个方面 ,分析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所存在的问题 ,以探究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款流失、调节居民收入贫富差距力度不够的原因 ,并针对个人所得税法规的缺陷 ,提出改善建议 ,以期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能够有效实现其增加财政收入、调节居民收入水平的税收目的     

建立服务型政府应正确处理的若干关系

2004年，同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称《纲要》）捉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要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论现代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的完善——基于借鉴宋代税收征管制度的视角

宋代建立了一套较为科学的税收征管体系,本文通过研究宋代税收征管制度,总结宋代税收征管制度的优点和值得借鉴之处,对症下药,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和建议,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防止税源流失,使其充分发挥增加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目前个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刍议

个人所得税法的完善与否已被视为一国税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尺之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个人所得税所体现的增加财政收入、调节个人收入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个税在经历了近30年的历程后,其改革与完善仍然任重道远。经历此次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的中国,被专家学者认为是最为复杂的一年;而且个税改革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尤以个税起征点最为关注。个人所得税征收不公的现象客观存在,若此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减少财税收入、扩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安定、阻碍经济发展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一刀切”不符合我国国情——兼论税收公平原则在个人所得税中的应用

本文疾呼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不得实行同一标准．应该根据地区经济差异和个人实际负担能力双重标准综合确定扣除标准，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并增加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本文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受价格因素影响．收入存在差距但是支出也存在正比差距．所以应该普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一味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在全国适用．经济不发达地区自然很少有此类个人所得税可征，既不公平又影响财政收入。笔者建议东中西部实行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及个人负担特别情况申报制度。     

国有企业的立法定位--以国有企业职能为视角

我国国有企业在现实中承担的职能既有经济性的也有公共性的，而这两种职能本身是无法兼容的。在未来的国有企业立法中，应将公共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公共职能应交由不向民间投资开放的特殊国企承担，承担经济职能的国有企业则要与普通企业公平竞争，其长期垄断的领域也应向民间投资不同程度地开放。     

论政府发展职能与行政法回应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政府发展职能。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除传统管理职能外，政府还肩负着重要的发展职能。与管理职能的谦抑性质不同，发展职能需要政府积极作为。管理职能最早局限于秩序行政，后发展到福利行政和风险行政，追求存量优化和社会公平，政府呈现的是“管理者”身份；而发展职能则以增量发展为目标，政府通过政策引领、资源配置、直接参与和风险管控来实现发展任务，其身份更多体现为“经济人”。发展职能已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发展职能及手段缺乏法律支持，也存在着许多违法和权力滥用的现象，需要行政法的全面调控。从发展职能履行手段的视角分析，涉及许多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建构，立法任务艰巨。但面对政府发展职能及其履行需要，行政法必须作出积极回应。行政法要确立以整体利益和个人权利并重的双重价值目标，为政府发展职能的有效履行提供法律支撑，同时对其权力运行加以规范控制。行政法学也需要走出以规范管理职能为研究重心的局限，建构双重职能下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看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具有两大功能：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在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分配状况下，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为此，如何完善当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尽快建立一种更好地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立足于我国的税制环境，主要从个人所得税法税制模式的选择、个人所得税法起徵点的确定两个方面对完善现阶段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论我国内部审计职能及其发挥

职能是由事物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功能。内部审计的职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管理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由内部审计自身的条件和所处的外部环境所决定的。内部审计的职能主要有经济监督、管理控制、经济评价和决策服务等职能。本文从内部审计职能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内部审计职能发挥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充分发挥我国内部审计职能的建议。     

对新个人所得税制扣除标准的探究

个人所得税在筹集财政支出和调节社会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现行税制也暴露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本文从新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以及税制模式的现状及国际借鉴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充分发挥财政服务职能 积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近几年来。仙桃市财政局在该市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努力改进工作作风，从制度创新人手。在服务方式上突破，不断强化财政职能，努力探索新形势下财政服务经济的新路子，促进了市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1％；完成财政收入50018万元。比上年增长7％。     

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大都市政府治理的职能剖析

区域一体化的良好运作如今得到了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同样也是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如何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中,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如何使中心城市在一体化发展中发挥良好的核心作用,如何协调和整合各个非中心城市的建设重点,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在分析现阶段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各区域中核心城市(即大都市)治理的重点与难点,从而把握大都市治理中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深层次的相互关系。     

建立服务型政府应正确处理的若干关系

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称《纲要》)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要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税制设计的完善——以功能定位和价值追求为视角

本文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定位和价值追求的论述开始,认为现阶段以调节收入为主,公平价值优先的改革思路是符合税制改革发展要求的,并在此指导思想下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法中的税制设计提出完善建议,力求能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组织财政、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     

WTO与中国税法之完善

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和国家经济调控产生巨大冲击，国家税收是组织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税法作为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应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积极面对和应付这种冲击，适应在WTO环境下国家税收职能实现的需要。     

金融危机下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转变

本文解析了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转变对于缓解金融危机的意义,阐述了金融危机下政府应当如何转变宏观调控职能,以维护我国经济的发展。     

监狱职能单一化的探讨

监狱职能单一化是指监狱以改造罪犯为惟一职能，而生产经营、行政管理、后勤供应等工作都是为实现这一职能服务的，在监狱工作中处于从属地位，不应冲淡改造罪犯的主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随着我国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已经具有了推进监狱职能单一化的条件。在发扬民主、实行法治的大背景下，我国依法治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颁布了各种法律和行政法规，已经初步实现了行刑规范化。监狱人民警察的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监狱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的实践。     

中国监狱职能解析

“监狱职能”是监狱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基本范畴，但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对监狱职能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在理解与把握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应对我国监狱职能予以科学定位，我国监狱职能定位应为在改造人宗旨的指导下，在顺利完成执行刑罚任务或惩罚任务的同时，努力追求改造效应的最大化。     

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问题研究

针对当前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范围仍过宽过大、各级政府履行经济管理职能的随意性较大、趋利化动机严重等问题,当务之急是破除阻滞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体制障碍,加快生产要素价格机制、财政税收体制、投资体制机制和金融体制等改革进程。进一步转变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制度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持续增强政府微观经济监管及服务职能,加快政府对外经济管理职能的创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