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重塑——基于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角色定位的考量

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重塑需要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准确定位好各自的角色。社区党组织应扮演好政治指导者、利益协调者、思想引导者和社区管理统筹者的角色,基层政府应成为城市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导者、社区自治的管理者和支持者,社区居委会需将角色界定为社区事务的处理者、社区自治活动的组织者、社区自治和社区与社会组织交往平台的搭建者、行政工作的协管者和民意表达的传递者。在城市社区社会管理的这三大主体角色恰当定位的前提下,结构性的体制调整也就能够初步完成。     

基层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路径探析

基层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政府职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三个方面。基层政府加强行政能力建设，应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选择有针对性的可行路径，如加强行政文化建设、运用新的治理工具、塑造责任政府形象、提高公务员自身素质、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等，提升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     

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的“贵阳经验”值得借鉴

正近年来,城市街道办事处管理改革是基层管理体制的大势所趋。贵阳市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和全国进行典型培育的城市之一,通过弱化街道办事处行政性质,建立"大社区",强化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培育,实现市、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从源头上夯实社会管理根基,形成了"建设新型社区·营造温馨家园"的贵阳经验,值得我们在完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方面学习借鉴。     

敢为天下先的制度变迁之路——江汉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

今年初,武汉市江汉区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全国社区建设实施区“,区委、区政府对于获得全国为数不多、湖北省唯一的全国性社区改革“特许权“,视为难得的历史机遇,不断加大社区社会服务力度。在全区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服务网络,形成了江汉模式。从战略高度,探索和选择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是江汉模式的最大特色。江汉模式就是江汉区社区建设要实现的目标模式,即要构建一种全新的社区治理网络(江汉模式可简称为“社区治理网络型“)。具体说,就是要以社区为平台,通过制度变迁,在每一个社区范围内,建立一种政府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政府行政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互补的社区治理模式。从性质上看,它既不同于过去那种以行政管理为主,条块分割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典型的行政管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区自治模式(典型的社区自治模式);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融合型模式)。     

依法规范社区职能，合力推进社区建设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一、社区职能的调整变化，是城市管理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律规定表明，社区既不是行政组织，也不是民间社团，而是既承担政府部分工作，也要发挥自治功能的法定组织。     

行政体制改革视阈下城市社区自治模式探析——以B市某花园社区为例

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社会领域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分离,逐渐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自主治理域态。现阶段,推行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同脉逻辑。政府需要在行政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廓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和职责。如何实现社会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相对自治,提高城市社区自主治理能力,是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先行任务。文章基于对城市基层社区自主治理一般模式的分析阐释,通过对B市某花园社区业主委员会自主治理实现过程的研究,探寻中国城市社区自主治理的现状和路径研究,唤醒城市基层自主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城市政府—社会治理的"善治"。     

构建和谐社会 搞好社区建设

“十五”期间,湖北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发[2000]23号文件精神,按照大中小城市和城镇梯次推进、综合改革、以城带乡、各具特色的总体思路,全面推进社区建设。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基本实现了社区建设的初始目标,即政府以强化行政管理为导向,以行政推动为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改革、创新了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了城市基层社会的重组,基本构建起了基层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的基础平台,为城市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经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社区组织普遍建立,新型城市基层…     

城市社区治理中亟待厘清的几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以来,关于社区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中,很多学者对诸如居委会行政化、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基层自治组织行政负担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但对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社区承办事务和法定职责、行政治理与专业治理、社区治理有机性和内生性等四组关系尚未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而这几组关系恰恰是界定社区地位、职责作用、治理思路等的关键所在和基础前提,对其进行厘清和阐释将对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层政府行政能力的伦理价值

从行政伦理学的视角，政府对任何一种行政行为是否有能力负责任，是否有能力做到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本身就是行政伦理问题。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的伦理价值表现在是否有能力把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作为实现的目标。因此，基层政府提高行政能力，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即行政能力建设及其运用的方向性正确与否具有重要伦理价值意义。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探索——行政、统筹、自治之三元复合体制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文章在国内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汲取已有理论,提出"行政、统筹,自治之三元复合体制".在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双重驱动下,区政府、街道,社区之间通过结构-功能重构,形成"行政、统筹、自治之三元复合体制",使区政府、街道、社区各自的"天然优势"能得到发挥,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继续解放思想的十大价值意蕴探寻

思想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思想的解放是实践的进步。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兴于党的十七大之后举国上下澎湃汹涌的继续解放思想浪潮，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深广天地的开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当务之急，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实际行动。     

从苏共教训看先进性教育

列宁、斯大林时期苏共基本代表和保持了先进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逐渐丧失了先进性。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彻底丧失了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从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论共产党执政前提下的法官独立

我国的司法改革已进入了攻坚阶段,设计者和实施者都面临共同的困惑:在共产党执政前提下怎样构建司法独立体制。法官独立作为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自然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正是对这一被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提出了在共产党执政前提下如何构建法官独立机制的思路。     

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特征

社区养老服务已成为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必然选择。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特征,无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理论研究,还是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实践指导,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贫困和扶贫方式的财政学思考

在我国,贫困问题是令人十分担忧的重大问题之一,而贫困的消除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扶贫方式的选择是我国政府财政面对的重大课题。在当前,政府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财政分配制度,加大对基础教育投入,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等措施,来逐步消除贫困。     

论建构法治化的党政关系

党政不分的弊病很大。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现党政职能的科学分开。建构法治化的党政关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方略,理顺党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等之间的关系,以期实现党的领导和发挥国家政权机关职能作用的有机统一。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之本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科学世界观 ,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是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最高检验标准 ,就看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执政的基础是群众。民心所向 ,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党员干部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讲正气的中心内容 ,在实践党的宗旨上 ,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创新

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创新,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要有新理念和新思路;必须“胆子要大一些”,要有敢闯敢冒的精神;必须坚持辩证思维,要有科学的方法。     

党内选举失真及对策思考

当前党内选举中存在种种失真现象 ,由此构成对干部权力合法性的严重挑战。要提高党内选举质量 ,应该以改革和完善党内权力结构为前提 ,以构建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为关键 ,以实施“城市带动农村”战略为改革路径。     

从政党比较的视角把握我国党政关系的发展思路

党政关系是我国发展民主政治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虽经长期探索,至今没有彻底解决.思考我国的党政关系必须从新的视角注入新的理念.从政党比较的视角,通过与自己历史比较、与本国现实比较、与苏共比较、与西方政党比较,进一步认清我国党政关系特点、本质和基本思路,是研究我国党政关系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