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的行政垄断及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然而,由于改革不彻底等因素,计划经济时期残留的政府滥用行政权力不正当地干预经济生活的行政垄断行为仍然大量存在,如何对行政垄断进行法律规制,成为中国法治的主要议题之一。本文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垄断的这种局面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行政垄断的法经济学分析

行政垄断是我国现阶段最严重的垄断形式 ,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进路 ,对行政垄断的产生、运行以及规制的法律规范进行经济学分析 ,分别得出了行政垄断的产生是行政权力交易的结果、行政垄断的运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以及行政垄断规制法的行政法属性的结论。     

“以法律制约权力”辨

本文是对学术界经常表述的“以法律制约权力”概念的辨析 ,作者认为 ,权力制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权力的控制、约束和阻止 ,因而从形态上体现为动态的法律行为而非静态的法律拟制 ,因而 ,法律只能支配权力、规范权力而无法制约权力。同样 ,“以道德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等提法同“以法律制约权力”一样 ,均混淆了权力规制与权力制约的区别。本文涉及了权力制约的实质内涵 ,研究了权力制约的法律特性。     

河北建立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如何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河北省在积极推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于今年1月出台1号文件，决定在全省开展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     

竞争政策视野下行政性垄断行为规制路径新探

我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共同指向了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一核心问题, 改革的重心已经从要素市场的全面开放转移到了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全面规制,关注政府角色 的重新定位成为提高经济体制效率的关键。我国普遍存在的行政性垄断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传统规 制行政权力的路径依赖与制度显然不足以有效规制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探索新的规制路径十分必 要。行政性垄断是“政府失灵”在市场层面上的反映,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控权的制度加以克服。应当将规制 行政性垄断置于全面规制政府经济权力运行的整体目标之下,在国家“竞争政策”的框架内建立规制行政性 垄断的制度体系。这就应以《反垄断法》的实施为基本制度,以对行政规定的竞争性审查为事先防范,以行政 行为对市场体制效率的影响为正当性评判标准,积极推行竞争中立制度,普遍倡导竞争文化。     

我国经济成长的体制性障碍与对策

本文对温州模式进行了再解读，认为我国虽然建立了一系列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但从根本上说，还必须建立“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与实行市场经济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建立“有限政府”必须注意克服传统官僚体制与法治的卫突；将传统思维方式形成的模糊性法律规制过渡到强有力的法律治理；同时，必须堵塞从行政主导型向法律约束型转化过程的无序与漏洞，克服过分的行政管制追成的权力垄断对经济生活的渗透，并改变因企业产权的差异而造成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平等的立法观念。     

论刑法规制“道德难题”的原则——以“聚众淫乱”犯罪化之正当性分析为例

用刑法来规制“道德难题”的困难在于,“道德难题”是较为模糊的概念,它牵涉到“伦理性个人自决事务与道德性个人自决事务”“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对于伦理性个人自决事务和愿望的道德,刑法的干预是不正当的。就“私下多人聚众性行为”的犯罪化而言,问题在于该行为很难说是道德性个人自决事务与义务的道德。在这个问题层次上,法律道德主义原则因为其自身的理论漏洞,无法胜任保护个体权利、捍卫自由与法治的使命。而自由主义式的规制原则则有着充分的理由与更加周全的考量,所以自由主义式的规制原则应当成为刑法规制“道德难题”的合理原则。在南京换偶案及其类似“聚众淫乱”案件中,根据自由主义式的规制原则,私下的聚众性行为不应当成为刑法规制的对象,而应当寻求其他类型的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论见危不救犯罪化的道德基础

见危不救的行为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及思考,单纯的道德约束和行政权力的调节是十分有限的。用法律惩治冷漠,用刑法规制见危不救的行为的呼声日益高涨。本文以刑事立法为主要线索,探讨"见危不救罪"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存在的争议,论证见危不救罪的道德基础的成立。     

论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规制行政垄断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攻坚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文章首先对行政垄断的概念内涵进行梳理，认为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不含中央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实施的限制市场竞争的非法状态和行为。在此基础上，运用跨学科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对我国的行政垄断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是邮发行政垄断的三大主因，其中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行政垄断行政的根本原因。文章认为对行政垄断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必须加强对行政垄断的法律制度约束，健全反行政垄断的法律体系；必须切实提高行政垄断行为法律成本，建立行政垄断责任追究机制；必须设立独立性的权威执法监管部门，完善行政垄断审查救济制度；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梯度化行政垄断规制法律体系。     

检察官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实践思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对检察官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综合制度规范样态，针对“左右”规范不均衡等问题，要进一步加强权力清单制度的顶层设计，加强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领域权力清单的优化，跟进规范重点改革领域检察官权力清单事项，加强权力清单制度运行的监督督察，确保发挥应有的制度功能。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的企业自主权与行政规制问题

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需要以法治原则为指导,处理好企业合规与行政规制、刑事司法三者关系。促进企业合规是行政规制的必然延伸,应合理区分企业守法义务与合规义务,进而确定行政权力介入企业合规体系构建的路径及行政权力介入企业合规整改的界限。在涉案企业合规中,刑事司法机关在促进企业合规整改时不能过度干涉企业自治,干涉范围应限于企业的内部管理及运行方式,纠正其可能导致违法犯罪的管理因素。涉案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需要同时解决“刑行衔接”问题,由行政主管机关对被不起诉或者定罪免刑的涉案企业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提供必要的程序路径及保障;行政机关在充分考虑合规整改成效时给予从宽处罚,且不影响涉案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论应急预案的法律性质及效力

洛克曾经将行政紧急权力视为一种"行政特权",而在法治国家中所谓的特权不过是紧急情况下的优先权,而且永远在法律统治之下。因此规制行政紧急权力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没有对行政紧急权力做出规定,规定了行政紧急权力运行边界的应急预案也没有具体规定。应急预案有广义和狭义概念之分。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义的应急预案包括行政机关指定的应急预案,这类应急预案具有适用对象特定性、相关性与时效延续性的特点;还包括非行政机关的社会主体制定的应急预案。行政机关制定的应急预案的法律性质应当具有同等法律文件的效力;非行政机关的社会主体制定的应急预案不具有法律效力,仅在其组织内部产生作用。     

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与立法选择

我国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定位：其一，“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还是“一般行政法律规范加部门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法典宜选择仅对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法典化，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其二，“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还是“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具备法典体系性的“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其三，“客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还是“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以确立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体系为中心内容的“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定位。其四，“传统行政法律规范为主”还是“大数据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我国行政基本法典宜全面回应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立法需求，定位于编纂数字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     

“阳光行政”要实现“四个转变”

“阳光行政”就是将行政权力分配、使用和运行置于社会监督之下，行政权力行使到哪里，社会监督就延伸到哪里，以保证行政行为合法、公正、透明、高效。从现代行政管理发展趋势看，公开、民主、平等、监督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实施“阳光行政”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学习和掌握国际法规准则，严格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加快行政管理与国际接轨，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从权力运行和监督的一般规律看，能否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是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能否得以深化的重要标志。实施“阳光行政”，还权于社会，实行…     

“立法性”算法权力的兴起与法律规制

自动化行政促生法律代码化，并引发算法噬夺立法权现象。这表现为算法规则对法律规则的技术性修正、对实施性立法的替代、对上位立法的僭越以及对法律规则体系的整体性架空。算法对立法权的噬夺成就一项立法性算法权力。立法性算法权力的产生原因表明其具有技术层面的存在必要性，却并不必然具备法律面向的合理性。对立法性算法权力施加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同时存在于技术层面和法律层面。在技术层面，这种必要性体现在立法性算法权力基于自身技术特性具有负外部性影响；在法律层面，这种必要性体现在立法性算法权力对依法行政原则、立法权分配格局产生根本动摇。对立法性算法权力进行法律规制，需要汲取当下算法规制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实践，并结合立法性算法权力的自身特征，着眼于权力内容的实体限定与权力行使方式的程序限定。     

论科研信用规制的法治路径

科研信用规制作为一种兼具道德寓意与法治思维且游走于公私两域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之治,其目的在于预防科技资源配置风险而非法律惩戒。我国科研治理沿袭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再到责任本位的发展历程。当前的科研信用规制以公权力为主导,重视制度理性建构而忽视科研责任的承担与科研人员利益诉求、客观能力、价值观念等人性因素。科研信用规制法治化应以最优化科研责任承担为旨趣,合理界定德性培育与制度理性、行政权力与专业权力的作用场域,并通过重塑科研人员的主体性、厘定科研失信行为界限、优化科研失信责任等规则设计,实现由传统的“物本”性向“人本”性转变,最终迈向更加凸显主体性的公私法融合的科研治理新范式。     

公共行政组织的法律规制

公共行政组织在当今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同时也涌现出众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对公共行政组织加以有效的法律规制,不仅是确保行政分权、实现行政民主化的必要途径,也是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具体思路是:借鉴域外经验,增强“准行政组织”性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和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程度,以建立独立自治的公共行政组织;在规制的路径选择上,实行加强规制与放松规制并举,并从加强立法、拓宽行政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司法审查范围以及扩大公众参与等方面实现对公共行政组织规制的相关制度构建。     

引用好“合同法”是构成利益保护的法律保障

合同法属于民法的分支,那么它的作用也兼有民法的属性,调整社会人身财产关系,它主要是保证合同的正常运行以及给合同划定范围,让合同保持在一个权力义务对等,并且不危害到社会其他利益,合同本身存在的意识自制,而合同法是给你的意识自制画一个底线,同时它又保护合同的正常运行,如果没有法律的承认合同的存在也完全是单凭道德的调整,相反有法律的保障合同才能正常的运转,所以法律既规制合同又保护合同,准确的说是保护合同签订各方的合法利益。     

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逻辑与实施进路——以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第5条的分析展开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竞争理论与制度实践上的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创新。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仅在第5条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并没有明确其与反垄断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之间的逻辑关联,制度定位不明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中存在规制对象交叉模糊、行为违法性认定的依据与适用规则不清以及执法依据与责任惩戒规则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当在反垄断法中明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属于公平竞争制度的法律定位;对抽象行政行为垄断中的规制对象进行法定划分,合理解释“规定”范围,有效协调两类行政垄断规制方式;确定公平竞争审查中行为违法性认定的法定标准,明确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权;通过反垄断执法与行政内部追责的法律衔接,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执法与责任追究机制。     

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力的侵犯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包括原告的合法权利与合法利益。原告的合法权益之中的“法”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对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精神也应当是属于法的范围之内；“合法”的范围应当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应当视作是“合法”。原告的合法权利是在宪法规制之下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利应当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权利。原告的合法利益是其受到行政权力直接侵害的私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环境尤其是法官对法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