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刑事政策的内涵、基本因素和特征——一个基于场域范式的界分和考察

场域范式下的刑事政策是国家组织的犯罪反应中建构,以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为内容,以刑事权力竞争和争夺为灵魂的客观关系网络和空间。其基本因素包括:掌握刑事权力的行动者或机构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发生的支配型关系;由事实和法律层面对立形成的对立型关系;由司法机关内部之间、司法机关和社会力量之间为抗制犯罪被害人保护开展的协作型关系。基于场域范式要求,刑事政策应坚持广义立场性,突破刑罚制度及其抗制犯罪效果的狭隘范畴;正视刑事权力自上而下象征性运行抽象化真实利益和自下而上象征性运行影响定罪量刑的不足之处;理性认识刑事政策场域有限自主性,重视权力、社会舆论等其余场域对刑事政策的客观影响。     

重构与规范:刑事政策场域中被害情感的反思与出路

被害情感是被害人在经历犯罪行为后各种社会性需要满足与否的主观体验,是一种具有情景性、稳定性和深刻性的高层次精神现象,最常见的被害情感有愤恨、抚慰和宽恕三类。刑事政策场域中的被害情感在非理性和情绪化标签之外,本质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它在个体层面决定被害人的行为和策略,更在一定社会层面上奠定刑事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借助被害人教义学的辅助性和自我答责原则,可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限制被害情感非理性的成分,实现刑事政策场域中被害情感的规范化"出场"。     

场域-惯习理论:青少年犯罪成因的新视角

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围绕场域、惯习、资本三者的互构关系形成理论建构,青少年犯罪也是青少年所处场域、惯习型塑、资本积累三者共变中行动者偏差策略选择的结果,因此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与青少年犯罪存有深刻的逻辑契合。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视角,着眼于青少年所处的多重关系构型,通过对"云南大学马加爵案""湖南邵东少年杀师事件""黑龙江肇东少女弑母案件""药家鑫案"的逻辑分析,深刻阐释青少年所处的学校场域、家庭场域、社区场域及这些场域联动下的青少年犯罪成因机制,最终发现场域与资本的互动构成了场域的竞争机制和场域参与者的权力大小、位置高低等差别。这种场域中层级化的区分必定会给场域之中的青少年以竞争压力,位置低的青少年受到倾轧,位置高的则会面对自己权威被侵犯的境况,两者造成的压力在长期的积累和得不到疏解的情况下,场域与惯习的互构会引导着青少年主动选择极端手段进行发泄,青少年犯罪便由此产生。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内容及选择根基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应当是指由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双重介入,旨在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和食品安全越轨行为分别予以惩治和预防的理念和策略。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在于其是人权保障的需要,是基本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以预防犯罪为指导原则。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内容应当包含前置法与刑法在食品安全犯罪治理中的地位以及刑法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两方面内容。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根基在于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和知识分工的发展需要。     

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善待被害人——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第十三条

刑事被害人是指为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自然人。“刑事被害性”决定着刑事被害人有要求通过参与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和保障自己受损权益的愿望、惩罚犯罪分子。赋予刑事被害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成为刑事诉讼被害人，既有利于对侦查权力和公诉权力的约束，也有利于实现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追究刑事犯罪。刑事诉讼修改应该充分尊重和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地位。     

论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从严打击、从严惩处毒品犯罪,是中国禁毒刑事立法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当前禁毒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但现行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严打"政策的局限性、运输毒品罪量刑失衡、新型毒品的定性定量标准立法滞后、吸毒行为的刑事政策定位不清等问题。为有效惩罚、预防和控制毒品犯罪,应当转变观念,真正回归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整刑罚结构,形成合理的毒品犯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基础;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为指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被害人介入犯罪刑事政策

被害人介入犯罪有它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以不同的标准可以做不同的分类。被害人介入犯罪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只要对被害人介入犯罪的各种情形采取科学有效的刑事政策,犯罪的外因作用就会逐步变小,从而有效地预防犯罪,逐步减少社会犯罪总量,并使犯罪人得到公正处理和有效改造。     

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之思考

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在诉讼程序之外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方式,又是有效控制犯罪总量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前提,还是全面恢复被害人的受损权利的重要举措。我国应在坚持救济性与适度性相结合、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统一、公正性与效率性相协调原则的前提下,通过设立专门的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机构、拓宽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渠道、明确刑事被害人杜会保障的对象与条件、规范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的内容与程序等具体措施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论纲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还包括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的人权保护。我国当前立法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护有极大不足,造成了与被告人人权保护的失衡,因此,必须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护。其内容应包括赋予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享有上诉权,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完善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将精神损害列入犯罪损害赔偿的范围。     

追求一种和谐：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及其刑事政策意义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具有控制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正义、促进刑罚轻缓的重大刑事政策意义。当前,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我国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具有实质意义的立法准备工作尚未启动。我国作为世界人权保护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应当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纳入被害人权利保障的议事日程,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努力寻求一种被告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协调共存的和谐、均衡状态。     

刑事被害人报复犯罪的预防与实现路径

报复型犯罪是犯罪人在报复心理的支配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刑事被害人在遭遇犯罪侵害后,由于种种因素可能实施报复犯罪,从被害人转化成新的犯罪人。刑事被害人报复犯罪的预防对策:建立被害人心理干预机制;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提高其对自身主体地位和诉讼结果的认同度;充分运用诉讼保全与先予执行措施,提高刑事被害人的受偿度;建立国家救助与社会援助制度,缓解被害人生活上的物质窘况。刑事被害人报复犯罪预防的实现路径:制定专门的被害人基本法,明确被害人权利和保障程序;成立被害人事务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被害人的救助和犯罪预防;发展、完善社工制度,加强对被害人的社会救助;建立稳定的资金渠道,确保被害人工作的有序发展;建立健全预防犯罪的道德教育体系,削弱、清除报复犯罪的内因。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历史衍变

人类对犯罪被害人的态度和认识大致经历了"鼓励私仇报复、个人惩罚"到"强调公权至上、国家惩罚"再到"重视保护个人利益、呼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和补偿"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不仅是犯罪被害人学兴起的主观因素,也是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     

犯罪被害人地位的变迁及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

犯罪被害人曾是惩罚的执行者,但后被逐渐遗忘。随着刑事司法政策的新变化,被害人的权利又重新受到重视。被害人虽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之一,但在其权利实现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尤其是被害人的赔偿权、补偿权和执行参与权更需要制度方面的完善与保障。     

对夺取型财产犯罪构成要件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为抢劫罪、抢夺罪、盗窃罪划清界限

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等夺取型财产犯罪的传统构成要件体系是基于常见案例形成的片段式经验总结,仅适用于典型案件,由于构成要件标准相互交错,缺乏严密的逻辑,因此对非典型案件难免无法解释。从立法体系逻辑和法律文义解释出发,以行为人财物取得手段特征和对被害人意志的侵害程度强弱为参照,形成横纵坐标系,统一以被害人是否有反抗意识和是否有反抗行为两大要素来区分盗窃罪、抢夺罪和抢劫罪,重新构建夺取型财产犯罪内在逻辑缜密的构成体系。     

刑事侦查阶段的宽严相济政策

从和谐社会的理念和要求出发,认真研究并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高效服务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刑事司法政策是国家基于本国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的科学分析,依据本国犯罪态势制定的,依靠其权威推行的,通过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而采取的策略和措施的总称。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是否适时适度,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     

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理由

在当今刑事司法领域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人权保障的同时,很多犯罪被害人却沦为一个被忽视的弱势群体。20世纪60年代以来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一些国家兴起,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在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也理应关注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缺位已经成为我国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块短板。我国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具有诸多现实意义,也具备了立法的可行性。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历史衍变

人类对犯罪被害人的态度和认识大致经历了"鼓励私仇报复、个人惩罚"到"强调公权至上、国家惩罚"再到"重视保护个人利益、呼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和补偿"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不仅是犯罪被害大学兴起的主观因素,也是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     

农民工犯罪被害人的特征倾向分析--以天津市为背景的研究

农民工犯罪被害人有较为明显的特征,被害人以男性为主,以青年为多.农民工犯罪由于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针对陌生人的犯罪侵害比例较高.在熟人之间的犯罪中,农民工侵害"同乡"的比例居于首位.面对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农民工犯罪人多有"忍气吞声"之嫌,但如果被害人的行为过错危及农民工自身财产,犯罪行为很容易发生.     

“套路贷”的法律性质界定和分类救济路径分析研究

“套路贷”的本质是高利贷,其外延不仅包含违法犯罪,还应囊括不规范的借贷中的套路行为。扩大“套路贷”的外延,有利于更为清晰地比较其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系,避免法律规范获取不准,涵摄逻辑混淆。不规范借贷中的套路行为和“套路贷”违法犯罪的界限在于契约自由的实现。“套路贷”违法犯罪范畴,应把握不法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结合“套路”进行实质性考察;被害人过错认识程度直接影响犯罪形态。立足“套路贷”不同类型化标准,保障行为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准确认定行为性质,明确行业监管责任,设置违法梯度,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避免刑事手段泛化。     

刑事和解与检察职能研究报告

刑事和解是一种新的治理犯罪的理念,而非仅仅是单纯出于"赔钱减刑"的目的而进行的,刑事和解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参加和解的各方要落实对犯罪人的矫治、被害人的救助以及社区关系的修复等问题,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社区矫正、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等社会配套机制。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实施以及对被害人的救济,是新时期检察机关的社会监督与服务职能的体现,检察职能向社会化方向延伸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