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村民自治中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治理的探究

在村民自治中,村委会通过选举民主的方式解决了"权力获得"的问题,对于其行使的"权力监督"又是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来执行。而对"权力行使"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进行会更加符合村民自治的内在需求,并没有明确的机制,这导致在村民自治中具有治理意义上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这两方面民主的真空。而若干乡村的协商民主实践成为填补这一真空的有效机制。因此在村民自治中吸纳协商民主,实现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同治理,才能够真正地"找回自治"。     

村两委会的极力博弈：村极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一、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政治结构的变迁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一直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两个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特征,即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镶嵌于"权力文化网络"之中。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国乡村治理的这种独特的网络化结构遭到破坏,乡村治理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国家行政权。1949年以后,最初曾在村一级设立了政权组织,即村人民代表     

村民自治实践样态与转型方向

村民自治受到国家制度设计、基层政府诉求及乡村社会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村民自治实践样态最显著的特征是"富人治村";而在中西部大部分的普通村庄,村民自治实践却呈现为"维持会"的状态。"富人治村"和"维持会"皆具有合理性同时又存在诸多方面的困境及隐患。为了实现乡村的"善治",村民自治应在基层政府转型的基础上,重点加强村级民主制度建设并积极推进协商式治理。     

财政压力下的村级权力变异——以湖北A市B镇C村为个案

农村村级组织负债严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形成原因较为复杂。湖北省A市B镇C村比较典型。在财政压力下,村级公共权力发生变异并对乡村治理产生影响,解决这一问题,须作多方面努力,只有推进村民自治,减轻村级债务负担,才能建立良好的村级治理秩序。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问题研究——河南省L村的个案考察

村民自治权体现的是一种公共权力,也离不开一定的财政支持.没有相应的财政资源,村民自治活动将难以开展.从根本上讲,财政问题是村民自治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村民自治的实践绩效.村民自治正常、有序、健康的发展,需要妥善解决好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问题.     

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异化”的表现、缘由与修正路径——以湖北M村为例

通过对"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实践情况的考察,深入分析和探讨在项目制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所呈现出的诸面。研究发现,在接受型项目制实践中,资源密集性的输入导致了基层治理的困境,村民参与程度不足、村庄民主形式化成为项目制实践中的主要特点。弱势村民阻工、强势村民争夺资源、政府直接干预项目客观运作等现象导致了项目制运作的异化。只有将"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的建设模式转变,以"内生"模式为路径来激活公共参与、强化组织建设、完善项目监督机制,美丽乡村建设才可能真正实现。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协商民主：乡村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发展——兼论大学生村官的嵌入

当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模式已逐渐走向成熟和深化,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村民自治正面临着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新形势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大学生村官通过践行协商民主理念,可以对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改革与发展,从而有效解决村民自治面临的诸多困难。     

国家法与村民自治规范的冲突与调适——基于83份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的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案例库中83份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村民自治规范在行政诉讼的实践中正发挥着作用,村民、村集体、行政机关与法院均在相当程度上援引这种规范证成理由正当性。村民较倾向利用村民自治规范与国家法的位阶关系,形成"规范性援引路径";而村集体和行政机关则较多地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相较国家法的"自治属性",排除国家权力的干涉;法院虽多数情况下意在保护村民权益,但也向村集体与行政机关作出较大让步。这种援引背后,是农村社会、基层政权与国家交互作用所导致的正式制度施行机关在乡村治理中偏好适用非正式制度的治理逻辑,它对国家权威、动员能力和社会秩序均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对其进行法治化调适,将宪法、法律等国家法内涵扩展至原则与精神,在二者关系上则引入"明显违反"标准。     

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鄂西南H县的个案研究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源于实践并得到政策确认的重大制度创新。揭示实践的真实面向,从中汲取经验,已成为推进其建立健全的当务之急。鄂西南H县通过廓清村两委职能、健全村民议事机制、组建村民自治团体创新了自治,通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力进行法治宣传、广泛开展法治创建、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了法治,通过推进移风易俗、落实道德宣传、树立道德榜样夯实了德治,并将"三治"结合于治理主体、治理平台以及治理途径之上。上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促使其乡村治理体系得以转变、民主治理的基础有所增长、脱贫难题得以解决。但其亦存在"三治"内在关系不明确、乡村治理力量未充分调动、"三治结合"地区差异过大等问题。从H县的实践经验来看,"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注意厘清"三治"的内在关系,确保"三治"融合于乡村治理实践,落实党政领导下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注重乡村治理与土地流转相结合以及发挥人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国家法与村民自治规范的冲突与调适——基于83份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的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案例库中83份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村民自治规范在行政诉讼的实践中正发挥着作用,村民、村集体、行政机关与法院均在相当程度上援引这种规范证成理由正当性。村民较倾向利用村民自治规范与国家法的位阶关系,形成"规范性援引路径";而村集体和行政机关则较多地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相较国家法的"自治属性",排除国家权力的干涉;法院虽多数情况下意在保护村民权益,但也向村集体与行政机关作出较大让步。这种援引背后,是农村社会、基层政权与国家交互作用所导致的正式制度施行机关在乡村治理中偏好适用非正式制度的治理逻辑,它对国家权威、动员能力和社会秩序均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对其进行法治化调适,将宪法、法律等国家法内涵扩展至原则与精神,在二者关系上则引入"明显违反"标准。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资源消解自治”——项目下乡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逻辑

项目下乡背景下,一些村庄精英分子掌握村庄政治运作和公共利益分配,村庄权力格局失衡,普通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缩小,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本文以"资源消解自治"指涉这种村治困境。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项目制自身的运作机制导致"乡政"对"村治"的过度干预,而村庄社会变迁和后税费时期既存的乡村治理样态,构成项目下乡背景下"资源消解自治"得以可能的内外两方面原因。"资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的出现,要求我们正视项目下乡带来的"意外"后果,以更为整体性的政策安排确保国家资源的政治、社会效益充分实现。     

对海南村民自治实践所遇难题的探究

海南村民自治存在着重视选举而轻视治理、"两委"关系难以协调以及乡镇政府过多干预村民自治等问题。基于此,要从完善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入手,继续多管齐下治理选举乱象;要重视农村治理机制的创新,从而解决"两委"矛盾;要加快基层政府从行政管理型向技能服务型转变。     

自治重心下移:缘起、过程与启示——基于广东省佛冈县的调查与研究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可开展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本文以这一改革先行先试点之一的广东省佛冈县作为分析对象,认为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是利用传统资源化解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传统治理基础与现代国家建构相脱节问题的一种全新探索,其本质是通过传统村治资源的现代化来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然而,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随着传统因素的日益消解和政治场域的变迁,传统资源自身的限度日益突显,村民自治重心的下沉也将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挫折。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论“村规民约”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实现——基于浙江黄岩的具体实践

以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政策为依据,秉持法治的理念,通过村民民主协商的自治过程,合理吸收当地优秀风俗习惯与道德风尚,而形成的"村规民约",是新时代我们党带领基层群众,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宝贵资源。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各级党委政府积极作为,领导广大基层群众,在"村规民约"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与实践中的矛盾,阻碍了"村规民约"在推动乡村社会有效治理中作用的进一步发挥。要深化"村规民约"建设,就必须树立对其系统科学的认识,增强其内容的适用性,保证其制订程序的正当性,提升其在村民自治中的权威性。     

新乡贤参与与乡村公共空间的调控式建构 ——以浙江"最美文化礼堂人"(2018—2021)为案例

近年政府规划建设的乡村文化礼堂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它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亦引发形成非政府预期的社会效应.新乡贤全面参与了文化礼堂建设,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调控型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从现实意义看,调控型公共空间发展虽然还不充分,但它是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一肩挑"的乡村正式治理体系下,它可能起到某些辅助作用.在理论意义上,这有助于淡化当代主流公共领域理论的悲观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