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事诉讼释明制度

民事诉讼释明权的行使是法官的职责,也是法官的权力.完善的民事诉讼释明制度能够有效地修正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缺陷,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司法公正实现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学习对象,故而释明制度的构建显得十分必要.     

论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民事审判权的规制

随着传统诉讼模式即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弊端的逐渐显现,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应运而生。我国现行民事审判权的行使在很多方面不符合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的要求。因此,应通过完善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解释,完善审判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滥用程序控制权惩戒制度规制程序控制权;建立释明权不当行使的救济制度规制释明权;严格法官调查取证程序规制调查取证权。     

试论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两大法系主要国家针对辩论主义的弊端而构建的制度。我国应在改革民事诉讼审判方式的同时,在满足司法权威性和实体公正性的目标下,构建法官释明权。另本文还探析了法官释明权在民事审前程序中的运作。     

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建

释明权是西方民事诉讼立法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这一制度,但这一概念却在审判实践甚至法院的文件中频频出现.这一动向昭示着我国司法实践对释明权制度的客观需求,以及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     

法官释明权探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颁布 ,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 ,对抗与判定成为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为避免当事人因对抗能力较弱而导致“正义被淹没”的结果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引入了西方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理论 ,完善了我国的释明权制度。释明权作为弥补当事人对抗能力的不足 ,维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结构的平衡 ,以发现真实 ,实现实体正义的制度 ,其基本内含、设立该制度的价值基础及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举证责任在我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比较研究及思考

举证责任作为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如何运用证据证明自己所主张的权利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切入点和前沿问题.它影响和贯穿着诉讼活动的全过程,关系着诉讼活动的起动和结局,以及我们诉讼目的的实现.因此,法律对举证责任的设定和配置直接影响着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司法审判机关的职能.本文把举证责任的理论问题,放到具体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去进行比较研究,以求找出举证责任在不同性质诉讼活动中的共性和特性并结合司法实际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我国现行法律在举证责任方面的规定之不足,提出笔者的立法建议与思考,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和促进司法审判方式改革做一点有益的探索.     

建构我国释明制度之合理性探析

释明制度的核心是法官的释明权。法院行使释明权在一定程度内是法院的义务,从另一角度看则是权限,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则可能违法。在建立和运用释明权时关键是要把握好“度”的问题,否则在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可能重又回到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中。释明权制度反映了在尊重当事人诉权的前提下以审判权给予当事人适度救济的司法理念,在性质上不同于将审判权置于诉权之上的职权干预模式。     

试论法官释明权制度的设立

本文从释明权制度的概念、历史发展及价值体现出发,以民事诉讼模式为主线,进而对构建我国释明权制度提出探索,以通过法官释明权制度的设立来体现司法公正、效率及司法为民原则.     

试论我国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

民事诉讼模式作为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对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运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认为,根据接近正义理论,我国在彻底否定超职权主义的同时,不应选择纯粹的当事人主义,而应选择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在诉讼模式的建构上则应确立法官释明权制度和诚实信用原则。     

中间确认与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论评

中间确认在本质上是法院的一种实体性裁决,具有中间性和确认性二个特点,在效力上具有预决效力.法院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属于法官释明权,但已突破了传统释明权的范围.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理顺诉讼逻辑、提高诉讼效率、体现人文关怀,从而使民事诉讼机制更趋于合理.但其仍然在理论及实践上存在诸多困惑,出路是引入外国法中的中间判决制度以及确立诉之预备合并制度.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未来发展

201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民事诉讼法》。新法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对民事诉讼及纠纷解决机制做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这是近年来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现代化转向的一次努力。此次修法顺应了诉权保障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是“接近正义”理念在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为更有效地保障民众“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今后的民事司法改革应更加注重设计的整体性与统筹性,从而实现司法各要素全方位的变革。将“诉权保障”确立为民事诉讼法的最高目标,不但是完善立法的必备基础,也是公正司法的当务之急。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完善

诉讼费用制度是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法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和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弊端,阻碍了部分公民诉权的行使。因此,应建立诉讼费用负担体系,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推进诉讼费用管理制度改革,实行法院经费综合预算,以实现对公民诉权的保障。     

试析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之改革

我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进入了全面依法管理的新时期。目前,我国仍存在对公务员薪酬理论研究薄弱、公务员薪酬制度尚未形成和相关具体法律法规缺位三方面的问题。改革我国现行公务员薪酬制度,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同时,要坚持正确的薪酬制度改革方向:一要建立合理的公务员薪酬结构;二要建立公务员薪酬平衡比较机制;三要建立公务员薪酬的阳光工资制度;四要加大基层公务员适用的级别工资级数。     

论环境权的私权化

环境权的私权化环境民事权利的确立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私权化的理论依据应建立在对环境法和环境权的属性界定的基础上。环境法是社会法 ,环境权是社会权 ,环境权的私权化是环境权社会性的内在要求。环境问题的经济性决定应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 ,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环境权私权化的必要性。环境权私权化的基本思路是在环境法部门中架构环境民事法律制度 ,具体模式是建立环境民事权利制度、环境民事责任制度、环境民事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程序并行和接轨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现行程序法制构造,难以应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密切关联且混合并存的复杂案件。在受害人的损害由民事侵权、行政侵权、受害人的过错,乃至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情况下,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均无法高效、低成本且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实现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制度的并行与接轨。     

刍议日韩小额诉讼程序简

当今世界各国在民事司法改革中施行的小额诉讼程序,目的既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减轻法院负担,也在于实现司法的大众化.日本的一日审理原则、韩国的履行劝告制度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我国小额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中,审理方式、证据调查、诉讼费用、法官释明义务等问题还亟待解决.     

从契约到身份——现代身份权体系的重构

在经历了近代民法的“从身份到契约”之后,现代民法又掀起了“从契约到身份”运动,人类开始了对自由的更高追求。实现人格的实质平等、实现民法的公平正义是“从契约到身份”运动的目标。民法的这一变革相应地引起了现代身份权体系的重新构筑,伴随着传统身份权类型的衰亡,新的身份权类型成为现代身份权体系的中坚,身份权与契约一同承担起规制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现代社会的重任。     

我国民事诉讼中诉讼要件的缺失与重构

诉讼要件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重要理论，具备独特的功能与意义，主要包括诉讼要件构成、审查方式、裁判方式等。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实践中缺乏统一、完整的诉讼要件规定，造成了起诉高阶化、审裁分离、缺乏应对诉讼要件变化的制度等顽疾。应以诉讼要件理论为指导，对民事诉讼进行系统的改造，包括植入诉讼阶段模式，降低起诉门槛，增加上诉与再审中合法性的审查等。     

回归真实：民事诉讼法的真谛——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批判

证据问题是民事审判改革的核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极大地推动了司法改革的进行,但其所确立的证据规则不但加重了审判权缺位和失范的趋向,更背离了发现真实的诉讼真谛。检讨我国的证据理念,重塑证据规则,实现真实的回归,才能引导民事审判改革不断前进。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探析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是检察权在监督法院民事案件审判工作中的制度性体现,综合体现了法院、检察院、当事人三者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本文在进行制度性研究的同时,重点以法院工作的视角,从实践出发探讨了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