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乡村建设中乡村公共精神的重塑机制研究

与传统村庄样态相比，未来乡村不仅主体更加多元，而且尤其强调主体间的合作与包容。这对乡村公共精神的重塑提出迫切要求。浙江省诸暨市枫江村从“信访大村”到未来乡村的发展过程中，乡村公共精神重塑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党建统领，坚持党员带头、价值支撑和愿景引领；二是制度保障，加强村干部监管制度建设，同时建立完善村民权益保护制度；三是空间孕育，建好用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四是市场促发，引入市场机制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共享村庄发展的成果。     

对事业单位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财政预算管理体系改革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现行的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无法真实、准确、充分的反应和披露事业单位的会计信息和满足信息需求者的需要,因此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引入权责发生制是十分必要的。     

村委会直选后乡镇对村庄的“行政-庇护”型控驭模式分析——基于山东省X镇的案例

在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的政策背景下，乡镇对村庄既有控驭的现实必要，又受到来自村民自治制度的掣制和村庄的民主压力。对山东省x镇的调查发现，乡镇政府一方面借助包村干部制度和村级财务“双代管”制度两项正式的行政制度介入和控制村庄，另一方面努力通过非正式的庇护主义制度对村干部实施隐性的约束。这种乡镇对村庄的“行政-庇护”型控驭方式，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造成的所谓乡村“管理脱节”，同时也缓解了乡村关系“行政化”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制度冲突和逻辑张力。     

路在何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基于小天贡村的调查与反思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振兴农村发展,成为题中之义。小天贡村作为山西省潞城改革样板,在政策帮扶下率先启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并取得初步成效。但由于村庄政治经济的博弈:改革资金、村庄债务、集体经济管理机制、人才管理、改革意识等问题致使改革陷入僵局。通过资金开源、完善保障机制、变更治理结构、拓展人才引进渠道、唤醒改革内生动力实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     

村庄体制外精英对乡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分析

村庄自治改革后，体制外精英大量融合到体制内，形成村庄精英治理结构。而体制外精英的赢利性本质未能使精英治理模式稳定运行，相反，隐藏着引发村庄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村民与体制外精英的对抗性矛盾凸现。在村庄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这一新张显的冲突关系需要加以引导，以促进村庄的和谐发展。     

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

村庄公共空间得以维持离不开四个要件：公共场所、公共权威、公共活动与事件、公共资源。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向乡村社会渗透的市场经济因素和导致乡村组织权威不断衰弱的农村政策使得公共空间不断萎缩，这个过程也是村庄日益陌生化，亲密社群、村庄共同体不断解体的过程。公共空间萎缩会导致的集体记忆衰退，引发农村社会的价值危机、伦理危机和治理危机。当前必须增加国家常规力量对农村的渗透，通过它们来鼓励扶持农民自组织，由此拓展社会公共空间。     

昆明市公安机关【四群】教育

民意引导警务创新模式开展治理和管理 盘龙区龙泉街道办事处羊肠大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流动人口多，出租房多，治安形势复杂，安全隐患突出，警情高发，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为破解城中村出租房、流动人口管理难题，探索治安复杂区域综合治理工作，盘龙分局认真研究、创新思路、科学决策，试点羊肠大村开展专项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信息交换中的国家与村庄——兼论理解税费改革的一个新角度

用传播学的视角考察国家与村庄在历史变迁中的持续互动，可以发现国家与村庄在信息交换过程中的信息失真以及由此导致的问题。处于信息通道中的经纪人在国家一社会的信息交换中扮演着操控信息以自利的角色，这种操控信息的行为使得国家与村庄在政治运作的互动中产生了许多障碍。以信息交换的模型来理解税费改革，可以看到改革背后的另一种逻辑：避开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失真。然而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又可以看到税改之后农村面临的新问题，即转移支付中的信息不畅通所引致的农村公共品短缺。     

我国大部制背景下交通警察权限归属之重构

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交通运输部作为管理交通的主要职能部门，其下属的交通警察机构与公安部下属的交通警察机构在交通管理职能和权限上存在着交叉。在大部制背景下对二者的权限归属进行重构，厘清二个部门之间的交通警察权的权限归属，有利于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推进，进一步提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     

我国高师教育办学体制转型的必然性

我国高师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基本上坚持了定向型高师教育办学体制。这一体制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又人口众多的国情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定向型高师教育办学体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一体制固有的局限性束缚了师范教育的发展,同时,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世界师范教育发展趋势表明定向型高师教育办学体制的转型势在必行。     

村级民主政治转型:从汲取型民主到分配型民主——村治精英类型更替的视角

村治精英类型更替是理解农业税费改革前后乡村治理逻辑变迁和村级民主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汲取型民主限制了有抱负的保守型农民精英可以有效作为的空间,在世纪之交乡村治理性危机不断彰显的时代背景下,致使其不得不被动地选择退出村庄政治舞台。分配型民主则为以变革型力量形式存在的中青年农民精英走上村庄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从汲取型民主向分配型民主转变的实质是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开始逐渐从"选主体制"向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体制转变,具有时代发展的必要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河南邓州市"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实践探索才显得更有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     

贵州塘约村法治：实践、逻辑与启示

贵州塘约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探索实践取得巨大成功，这些实践成功的背后有着朴素、科学的法治逻辑。塘约村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实践对探索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留下很多启示：自觉遵从党的领导，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推进村庄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坚持在“法律主治”的前提下，发挥“公约主治”对村庄治理法治化的主体作用；以经济治理法治化为中心，社会治理、村民民主自治综合推进；以村民个体权利为本位，带动村庄治理法治化进行；以村干部治理法治化主导村庄治理法治化。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互补与融合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取向是以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为基本取向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在政府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推动下,新公共管理理论悄然而至。但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再审视则表明,新公共管理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普及各国的公共管理模式。而官僚制因其所蕴涵的理性价值以及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而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官僚制日益成为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众矢之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因此,公共管理改革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两者的互补与融合,这也是我国新一轮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对抗制要素刑事庭审模式下的非对抗性审判探析

1996年改革后的中国刑事庭审模式是在原来职权主义审问制基础上吸收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要素的混合制庭审模式,但改革的目标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实现,却呈现出具有对抗制要素庭审模式下非对抗性审判的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对抗制庭审模式基本前提的控审分离、控辩平衡、审判中立缺失。实证分析具有对抗制要素庭审模式下非对抗性审判的现象及原因,有益于中国刑事审判模式的进一步改革。     

农民的行动观念与村庄秩序——一个地缘性村落的考察

农民的价值观是解释村庄现象与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既有的农民价值观研究考察了作为农民终极意义的观念，而不是农民在具体实践中的行为指导。农民的主体行动观念和社会行动观念这对概念是农民自我生活和村庄交往的指导，在地缘性村落中两种行动观念塑造了一种安逸的生活与和谐的村庄秩序。两种观念下的村庄秩序不再是乱象丛生的“问题化”治理后果，而是达到了一种均衡的、稳定的村庄“善治”。     

国家建设视角下的村庄合并政策研究

我们以国家建设理论为视角，实证分析湖南省AH县和浙江省CX县村庄合并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认为村庄合并虽然实现了节省国家财政支出、降低国家行政管理成本的目的，但是行政力量主导下的村庄合并从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落社会传统的自生秩序，加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推行这一政策时存在明显的“动力差”，故而这一政策在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整合的效能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全面分析国家行政力量主导下村庄合并政策所产生的政治及社会后果，对于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推进现代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巩固改革成果,实现“三转变、一提高”的对策探讨

１９９８年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基本到位，完成了预定的改革方案，１９９９年各级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机构改革的春风，早已吹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但是，通过对我省县级机构改革的调查，目前还存在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不同步。也就是说，有些部门虽然在“三定”方案中转变了部分职能，但在实际工作运作中并非真正实施到位。二是机构改革只在行政编制数额上做文章，把绝大部分分流人员塞入事业单位，这种“消”了机关“肿”了事业单位的作法，势必使事业单位“有编无制、制而不止”，增加了下一步事业单…     

不改革国有经济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了国有经济基本不动，在“体制外”寻求发展的战略，即“增量改革战略”。实施增量改革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使民营经济（非国有经济）得以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并且日益发展壮大。不过，采取增量改革战略使民营经济得以成长，只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这出“大戏”的“序幕”。...     

不断被援引的国家:村庄的“气”与村民的上访

"出气"是农民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上访并不意味着农民与国家的对抗,而是他们希望借助国家的权威找回村庄中已经失衡的秩序。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村干部和村民都会不断地援引国家的力量为自己出气。同时,国家的无意甚至是被动介入,也会打破村庄既有的平衡,制造出新的"气"。村庄的"气"会不断地衍生,农民的上访也不会消失。随着资源下乡的日益增多和农民需求的多元化,以上访的形式借国家"出气"将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常态。     

刑侦机制改革中的探长制浅析

为了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刑侦工作总体水平 ,各地纷纷进行了刑侦机制改革 ,其中一个重要尝试就是实行探长制。实行探长制是进一步深化刑侦机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探长制的具体操作包括探组组建、分工情况及工作制度、措施等方面。作为改革的探索 ,探长制存在不足 ,需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