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国民人格的层次

文章尝试探索国民人格层次划分的新理论,并对当代中国国民人格的层次进行实际划分。文章不同于以道德、心理或阶层划分国民人格层次,而主张以主体人类学的"人格结构"("三级结构八种力量")理论为依据,划分国民人格的层次,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将当代中国国民人格划分为四个层次——"杰出人格"、"完全人格"、"缺失人格"和"蒙昧人格",对各层次国民人格的规定性及其相互关系做了全面而具体的阐述,同时提出了划分和提升国民人格层次的若干理念和建议。     

论老子“不仁与仁”的统一对践行和谐发展观的意义

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公共服务是当前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重新拾起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道德经》中"不仁与仁"的话题与和谐发展观有重要联系,在当前推进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将"不仁与仁"思想统一看待,对国民培养良好、高尚的道德情操,构筑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将收入分配改革目标量化

<正> 国民对"十二五"规划编制的最大关注点,应该是分配制度的改革。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已成为当前和未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环节。"十二五"期间,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并将目标量化纳入"十二五"规划,可以说是国民的共同期待。     

中国的人口国民化研究

国民是社会人口与国家关系中构建起来的一种社会政治身份,也是一种对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具有奠基意义的社会政治机制。中国于近代形成民族国家议题尤其是开启现代国家的构建后,将历史上形成的臣民转化为国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政治过程,一路相伴而行并提供着基础性的支撑。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国民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推进,并在改革开放后为现代化快速推进提供了积极的社会行动者。脱离了人口国民化这一重要的社会政治过程,尤其是由其塑造的国民身份,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及其在此框架下的社会构建和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快速发展,完成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在对自身文明进行重新塑造,并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中,进一步的人口国民化并塑造相应的国民,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进程。     

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心理基础探讨

本研究将个体的客观社会地位、生活感受、生活信心、个体行为倾向和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视作一个关系链,探讨个体的生活信心和反映个体行为"偏向"的"行为倾向"在集体行为中的基础性作用。研究表明:生活信心既受客观地位、生活感受等方面的影响,又对行为倾向和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等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这种集影响的"汇聚"和"扩散"于一体的特征,说明生活信心是影响集体行为的关键心理因素;侵犯倾向和沉默倾向并不提高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说明行为倾向不是集体行为的心理基础。研究认为:为防范生活信心的降低成为集体行为的心理基础,应打破阶层之间机会结构的锁闭状态,使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从十八大看国民“幸福感”

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幸福感日益成为人民对政府、对社会满意度的一项重要指标,极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稳定水平,是政府和人民所关注的热点。从十八大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国民的幸福感,例如国民收入、平等的收入分配等。如何正确认识国民幸福感和其重要性,如何真正提高国民幸福感,是十八大后我们重点关注的课题。     

“风投”急攻教育培训

<正> 风险投资强势介入中国内地教育培训市场,对中国的教育、国民的素质,将是"催化剂"还是"催命鬼"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寒气"席卷诸多实体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的教育培训业一派"火热"。据知名咨询公司     

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社会信心是人们基于现实认知的未来预期,包括个体事项信心与社会事项信心两个层面。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城市青年对未来五年的社会信心预期较高,但个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就其影响因素而言,城市青年"个体事项信心"的决定机制包括"阶层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体验"三重因素。较高的阶层地位、丰富的社会资本和较弱的相对剥夺体验,是获得较高"个体事项信心"的基础。但对于"社会事项信心"而言,客观阶层地位的效应不再显著,社会资本只具有一定提升作用,而较弱的"相对剥夺体验"才是关键因素。     

对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的思考

近年来,国民幸福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地方政府将"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经济增长不是最终追求,只是增进人们幸福的一个手段,因此,在社会发展中既重视GDP又不唯GDP,将GDP和幸福指数等指标互为补充,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依据,有益于社会的良性发展,有助于实现科学发展。     

治理理论视域下善治政府的政策选择——以不丹为例

在这个寻觅幸福和善治的"后GDP时代",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追求国民幸福为执政目标且真正成功实现的国家——不丹,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作为衡量发展标准的"不丹模式"对我国的善治政府道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试从治理理论出发,通过不丹幸福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从政府的合法性、责任性、法治、有效性以及社会资本的良好传承等方面对不丹模式进行深入剖析,试寻找出有益于我国善治政府的政策选择路径。     

探索多样化的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教育路径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分层次推进国民媒介素养教育》。文章认为，在信息时代，国民媒介素养已成为国民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民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国民媒介素养，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开展国民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分“建构多样化的国民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和“探索多样化的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教育路径”两个层次进行。对于后者，作者认为，     

“两个一百年”的逻辑生成与现实必然

"两个一百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其内在生成逻辑及现实必然性,理解和把握这一奋斗目标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将更加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提升国民阅读的路径选择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文化与人才的竞争,体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党的十八大在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种境遇下,作为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民阅读,准确定位其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角色,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便是不得不     

从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看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变化

苏东剧变后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就是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这一新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提出,其试图走一条超越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道路。拟运用文献研究与比较分析研究的方法,以"第三条道路"的提出背景和主要内容为切入点,通过对其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分析和比较,折射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变化,进而深入剖析其理论的实质,得出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仍然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结论,坚定我们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民族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清末国籍立法

国籍立法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环节,它使民族国家建立起"国民"边界。对于清末国籍立法,学术界主要把它看作是华侨保护、边民入境和属民改籍等问题导致的结果。从国家建构与国籍立法的历史关联出发,本文从民族国家建构的高度探讨清末国籍立法。民族国家建构包括政权建构和国民建构两大要素。政权建构体现在国际法知识的习得、国家意识的兴起和主权观念的发展上;国民建构则体现在国民身份意识的兴起、权利与义务观念的强化和民族主义的发展上。所有这些要素都与清末国籍立法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民族国家建构是推动清末国籍立法的根本动力,华侨保护等事件则是导致国籍立法的直接原因,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思考,才能对清末国籍立法形成全面的认识。以清末为起点,民族国家建构对国籍立法具有持续性影响。     

浅析孙中山先生对“女国民”的期盼

在孙中山先生看来,"中华民国"的女性,作为国民的一份子,应当享有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来参与国事,同时通过料理家事,扮演好"贤妻"、"贤母"的家庭角色进而成为革命事业的助手。孙中山先生对"女国民"的角色期待是既"管国事"又"理家事",以"受教育"必然地服务于这两大职能,这种女性观大大加速了女性登上社会舞台的历史进程,促进了女性的觉醒和解放。     

中国国民年金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

由于中国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碎片化"、多层次养老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善以及政府财政对不同人口群体养老责任的不公平和歧视,迫切需要通过基础养老金国民化建立中国国民年金制度,以达到对现有养老社会保险制度进行整合和优化的目的,最终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从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趋势、不同群体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模式的同源性和政府财政支持能力来看,国民年金制度具有可行性。     

建设“四位一体”第一响应人体系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一味通过医护人员来切实保障每一位国民身体健康是件难以实现的事情,因此,国民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就显得格外重要。广大基层民众若掌握医疗救助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将有效缓解特殊时期医疗救助资源紧缺的状况,还将为国家及政府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争取时间,便于后期疫情防控及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中国信心”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信心"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中国信心"作为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增强了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增强了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增强了民族成员之间的聚合力以及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的影响力.     

加强对“中华国族”的核心认同

我国国民的民族认同存在两个层次,一是对"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一是作为本民族归属的认同,而前者无疑是核心认同。应借鉴当今世界其他多民族大国的成功经验,更加注重使那些依然保留着传统意识的各民族成员逐步过渡为现代"公民国家"的国民,真正实现中华国族的国族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