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法与国家监察体制的衔接

监察体制改革催生了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问题。这两部法律的衔接并非仅在技术层面进行简单的对接与协同，而面临着深层次的内在诉讼价值冲突协调。监察法强调刑事司法的“犯罪控制价值”，而刑事诉讼法力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内在价值的冲突让程序机制的衔接变得更为复杂，涉及 “侦查”与“调查”的区分与衔接、职务犯罪案件的管辖衔接、强制措施衔接、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衔接以及认罪认罚程序的衔接等。从政治效果看，“乱世用重典”的刑罚观可在短期内发挥震慑作用，形成不敢腐的氛围，但长远之计还应构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举的稳定制度，注重反腐的可持续性及程序正当性。     

论我国刑法中受贿罪规定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规定的不足制约了打击该类犯罪的力度。本文以刑罚法规正当原则和现实执法情况为视角,分析了受贿犯罪规定的缺失。并提出,在保留我国受贿罪立法中的合理因素的情况下,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香港、日本的法律为参考,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刑法,以完善受贿罪立法。     

论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

从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的角度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保护属于特别法保护,如《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为特别法。本文是对近几年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法保护的总结整理。同时,建议修改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相关未成年人的部分条文规定。     

刑法法律地位在司法中的具体运用——兼论“北大医院教授死亡”案

司法实务对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提出了反思要求。刑法的适用,尤其是对行政犯的定罪量刑,必须处理好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刑法成立部门法的理论基础。调整方式的特殊性是刑法成为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刑法调整对象的非独立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决定了刑法的广泛性、最后性和谦抑性,法律的指引作用以及法律的安全价值追究要求刑法必须与其他部门法保持一致。尽管如此,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地位是平等的。刑法的独立基础和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影响着刑法制定,同时也对刑法的具体适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应由纸面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密切关系：刑罚结构的改变和刑罚的轻缓化是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方向;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等措施或制度的运用,并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运行中应注意相关具体的适用性问题。     

实证探析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现状

刑事和解作为在司法实践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更是名正言顺了,包括《高法解释》、《高检解释》以及《公安部规定》在内的若干文件进一步丰富了刑事和解的内容。从实证角度出发,以《刑事诉讼法》法条为根本探讨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现状,分析新法颁布后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及其问题,以期对该制度更好的完善有所启示。     

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在困境中前进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机关制定的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都已于2013年1月1日生效。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在指引相关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研究严重滞后和缺失。因此,加强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研究,从立法主义转向解释主义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梳理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原因、功能等基本问题,认清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困境与出路是研究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不可回避的问题。     

“亲亲相隐”的刑事立法化思考

“亲亲相隐”并非全然是封建糟粕 ,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能体现出刑法在理念层面上的伦理功能 ,价值层面上的谦抑、人道精神 ,制度层面上的期待可能性规则 ,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经验及“非犯罪化”的世界潮流相印证。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值得深思 ,建立全新的“亲亲相隐”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宪法的价值取向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的承载和体现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对具有"涉宪性"的刑事诉讼法产生制约作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承载和体现宪法对民主、法治、人权的价值追求.     

论德国刑法典中的“不实施救助”罪

从德国刑法第323c条＂不实施救助罪＂的法律性质、处罚基础、保护的法益以及构成要件来看,其处罚的不是违反风序良俗的行为,也不是保护人类之间的团结一致,而是保护身陷紧急状态下的个人或公共法益。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设立见危不救罪的前提已经存在,立法疑虑也可以通过对德国刑法第323c条的分析得以排除。所以我国应该参照德国成功的立法例设立见危不救罪。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之主体评析

司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应首先保障刑诉法司法解释主体的权威性和合理性 ,才能保证刑诉法的正确贯彻实施。由此 ,笔者从宪法和法理学的角度 ,对现行刑诉法司法解释主体制度逐一进行了评析 ,指出了它存在的不足之处和需要进一步善的措施     

完善刑事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探析

随着依法治国和司法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基于社会形势与刑事政策的变革，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新经验、国际刑事司法交流协作发展的新趋势等，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也提出了新挑战。尤其是“执行”程序的立法空白、不足、冲突等体制性“硬伤”，从立法层面上造成诉讼实践中执行程序与其他诉讼程序的不对称，彰显法律支撑不足，以致司法层面出现“重审判、轻执行”，“重惩罚、轻改造”等不良现象。因此，亟待通过立法修订，进一步完善有关执行程序的法律规范，提高诉讼效益，实现诉讼目的。     

刑事缺席审判送达规则研究——基于国际军事法庭、欧洲人权法院及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规则

有效送达是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得以适用的前提,是对被追诉人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尊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刑事缺席审判送达程序存在不足,不符合有效送达的要求。国际军事法庭、欧洲人权法院以及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通过程序规则在刑事缺席审判中确立了有效送达原则,以审判实践丰富了有效送达的内涵,并且对有效送达的证明问题进行了探索。有鉴于此,我国刑事缺席审判送达程序应当确立有效送达原则,并从送达的时间、主体、方式、内容以及有效证明标准等维度完善配套的程序措施。     

论制约贿赂犯罪初查工作模式转型的三个因素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颁布实施使得现阶段初查工作模式面临转型。但转型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贿赂犯罪初查工作模式的转型,当中面临的制约因素需要结合实践进行分析归纳,这些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案件办理过程中形成的线索倒逼机制、公职人员隐私范围认定的不明确以及初查周期评估的缺位。     

羁押必要性司法审查机制探究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设立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制度,凸显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措施的中国特色。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既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同时又明确了刑事诉讼各阶段办案机关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责。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看守所

2012年3月14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人们关注的看守所问题予以回应,条文中十次出现"看守所"。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看守所应当视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其所展示的看守所的诉讼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未决羁押的执行职能,二是部分刑罚的执行职能。现行看守所事实上隶属于同级公安机关,应当重置看守所管理体制,保证看守所中立。     

关于虚假诉讼刑民法律对接的思考--兼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虚假诉讼条款

虚假诉讼行为严重危害司法秩序,需要设立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规制。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率先将虚假诉讼行为剥离出来,进行明确规定,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更是增加专门的虚假诉讼条款,将虚假诉讼行为独立入罪,实现了刑民立法上的对接,但在条文设置上和适用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探讨。笔者对虚假诉讼刑民法律对接进行思考,并对《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虚假诉讼条款加以分析,提出一些实践中如何刑民结合打击虚假诉讼的建议。     

刑法与人权保障

我国当前处于一个政治经济转轨中的历史转变时期,法治国家的理念已经初步确立,刑法面临着新的价值选择与构造.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体利益的提升,人权主义刑法观被国内学者所重视.各国广为关注人权保障问题,人权刑法体现了现代刑法的价值精髓和应然趋向.     

《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行刑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调整了"死刑偏重,生刑偏轻"刑罚结构,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中限制减刑、禁止假释范围的扩大,必将导致监狱长刑犯、累犯、死缓犯的增加,给监狱的监管安全、教育矫正带来极大挑战。监狱只有认真解读《刑法修正案(八)》,分析其对监狱行刑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提高罪犯的矫正质量,维护监狱和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刑诉法修改对检察机关案管工作的影响

案件管理工作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十分密切,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案件管理工作的管辖权、办案期限、案件流程、法律文书、证据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唯有提高全体干警业务水平,用先进的工作理念、全新的职能定位和工作方式从事案件管理,才能更好地依照相关规定对案件质量评查及案件综合考评进行全新考量,体现实行案件专门管理的初衷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