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媒体对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的反应

2009年10月23—25目，第十二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十二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四届东亚峰会在泰国召开。境外媒体对此给予高度关注，主要反应如下：     

专访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党领袖、前总理拉尼尔·维克拉马辛哈

记者：我们知道,这是您第六次访问中国,上一次是在2007年5月,每一次您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的变化有什么感受？哪一次的感受最强烈？维克拉马辛哈：每次来到中国,我都有很深刻的印象。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79年,我发现从那时开始,中国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进步,这种改变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过。     

劲柏乔松霜雪后 知心唯有患难时——毛泽东与阿里·布托

巴基斯坦前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华一贯友好，曾多次到中国访问。特别是1963年、1972年、1974年和1976年曾4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据布托的女儿贝娜齐尔（即贝·布托）的回忆：“我父亲经常称赞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人毛泽东，是他领导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推翻了旧社会。”“作为象征中国革命的个人礼物，毛泽东送给我父亲的那顶帽子就挂在他的更衣室里。”毛泽东送给布托的是一顶解放帽，布托经常戴着这顶帽子在各种场合出现，尤其是在向广大民众作演说的时候更要戴着它。     

莫道天涯无知己 非洲何人不知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访问苏丹、南非侧记

2009年11月16-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苏丹和南非：这次访问是应两国执政党苏丹全国大会党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的邀请进行的.我参与了访问的全过程，有幸亲身经历这一必将载人中非友好史册的重大事件，亲身感受非洲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亲耳聆听中非双方领导人对中非合作的战略思考。现将自己的一些见闻写出来，与读者共享.     

中国经济外交的机遇及建议

中国经济外交现状 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外交。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与全世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利益的全球化拓展要求中国采取更加多样化的手段来加以维护。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2004年8月，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     

2017年1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一、习近平主席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
　　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1月15—18日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访问瑞士国际组织。17日，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这是2017年中国外交的开篇之举，创造了多个“第一次”：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瑞士；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造访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奥委会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先后发表重要演讲，受到国际舆论高度赞扬。     

卡斯特罗的人格魅力、思想和历史功绩

2008年2月19日，古巴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致古巴人民的信，信中表示：“我不想寻求或是接受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作为近半个世纪来一直担任古巴党政军最主要职务的领导人，毅然决然地把最高权力让位于比自己更年轻的其他领导人，以实际行动打破领导职位的终身制，这一举措本身就是值得称颂的崇高品质。     

粼粼碧波中越情--胡志明下榻中南海拾零

将殊的国宾馆 在越南抗法战争的最后五年——1950至1954年,作为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志明主席,曾四次来到北京,同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夺取抗法战争胜利的方针大计。他这四次来北京,都安排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日关系转圜后，两国领导人先后进行了“破冰之旅”、“融冰之旅”和“迎春之旅”的互访，双方确认发展战略互惠关系。2008年4月春暖花开之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正式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10年后首次访口，必将对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产生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影响。     

领导人新形象的“口碑营销”

“中国其产党与你一起存路上”——这是复兴路上工作室最新宣传短片里的结语。该工作室2013年10月推出的《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短片“尺度很大”，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选拔机制被公开谈论，各大常委也第一次以卡通形象出现。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