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可行性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上的创新之举,但该制度并未赋予指导案例的法律效力,未能完全发挥它在克服成文法缺陷、保障司法统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屡屡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刑事司法的统一性、稳定性、公正性。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目前,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条件已基本具备——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制度的成功尝试提供了经验借鉴;我国悠久的判例传统提供了历史借鉴;我国法院案例指导的实践提供了实践基础;判例机制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运作的技术条件。     

“亲亲相隐”的价值及其在我国刑事法律中的引入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具有特殊的价值与作用.现代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中也普遍规定了体现这一原则的制度.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制度中没有类似规定.文章通过对"亲亲相隐制度"价值的分析和西方国家刑事法律中相关制度的比较,来说明在我国的刑事法律中引进该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减刑制度初探

本文依据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立足刑事审判和执行活动的实践,就减刑制度的概念、减刑条件和程序作扼要介绍和概括,并提出完善我国减刑制度的四条立法建议.     

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是我国刑事法学界的焦点问题。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背景,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适应性以及在我国如何构建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民事上的赔偿责任与刑事法律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我国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刑法方面，应将刑事损害赔偿与量刑、缓刑、减刑和假释联系起来；将刑事损害赔偿作为一种单独的刑事判决形式；设立创造性赔偿制度，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在刑事诉讼法方面，建立以损害赔偿为条件的起诉保留型的缓起诉制度，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和刑事案件处理中的调解与和解制度。在刑事执行法方面，建立监狱劳动赔偿制度。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新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颁行，标志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司法人权保障机制的日趋完善，为法律援助在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但毋庸讳言，法律援助制度由于属于初创，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本文立足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实践，就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提出一些看法。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考量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是从人格的视角反思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将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的危险人格纳入刑事法律的整个过程中。在制刑阶段,构建以犯罪行为为核心、以犯罪危险人格为补充的犯罪认定标准;在求刑阶段,将危险性人格纳入量刑情节的考察范围;在行刑阶段,对危险性人格进行跟踪、重塑。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将促进未成年刑事政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促进刑罚个别化,实现法治社会的实质公正。     

论刑事合规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化建构

刑事合规制度是指国家与企业为了减少企业或其员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业务行为存在的刑事风险，通过刑事实体性措施、程序性措施以及企业自身的内部治理，而构建的识别、评价和预防刑事风险的计划和措施的制度总和。当前学界对刑事合规的刑法教义学研究仍然不够，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研究也需要进行理清和有效对接。关于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应采取由单位到自然人的归责思路，肯定单位的独立主体地位和意志。在刑事合规司法案例的推动下，我们应以现有的制度为依托和范本，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刑事合规制度的本土化建构。在实体方面，单位与自然人宜采取同一定罪标准，可将有效的合规计划作为抗辩事由和量刑从宽的法定情节，增加单位犯罪的刑罚种类和罚金数额；在程序方面，应逐步推进合规义务的设置，将刑事合规制度建构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上，吸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某些做法，并加强刑事合规制度运行的行刑衔接。     

古今正当防卫制度比较

正当防卫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律制度,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在我国各代的刑事立法中也有较多的规定。但由于法律的时代性,古代正当防卫制度与现代正当防卫制度又有诸多不同之处,文章从正当防卫的立法体例、条件、处罚以及特殊规定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论轻伤害案件的处理机制重构

轻伤害案件因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多发性而必然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轻伤害案件的处理模式不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确立轻伤害案件的自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既符合刑事谦抑性原则,又避免了诉讼迟延,有利于及时对被告人实施教育改造,以较好地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且体现了刑事法律关系中的人文关怀。     

基于司法解释规制机制的导向论案例指导制度

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借鉴判例制度,在我国成文法为主的法律体系下运用案例对法律的准确理解和适用进行指导的一种司法解释制度。其与传统司法解释区别的关键在于形式,与国外判例法区别的关键在于其指导性。我国传统司法解释的本质是司法法,涉嫌立法。司法解释权实出自司法权,司法解释规制机制可从司法权内部找寻。然而,当前指导性案例作为司法解释规制机制的条件并不充分。因此,要以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带动司法解释规制机制的健全。于当下而言,扩大指导性案例发布主体不失为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推进这一转变的良策。     

新角度看自首认定——从三起案例的定性谈起

自首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在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节约司法资源、体现刑事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案情各不相同,司法人员的法律水平不一,加上一些新的刑法理念的兴起,对自首的认定难免出现分歧。本文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三起案例说起,从新角度谈自首的认定。     

论对媒体报道刑事案件的限制

新闻媒体的报道监督有利于促使刑事案件获得公正的审判,但是无限制的媒体报道也可能损害司法独立,进而妨害司法公正。认清对媒体报道刑事案件予以限制的必要性,合理设置媒体报道的范围,对维护司法权威．实现社会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刑事速裁程序的思考

追求公正与效率是当今各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方向。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其目的是以推动庭审实质化来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然而,"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对于某些轻微刑事案件,按照庭审实质化要求办理必然会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挤压其他案件办理的效率,最终影响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推进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将刑事速裁程序定位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应有之义,大胆尝试并不断加以完善,从而保证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关于检法关系的设想

配合制约原则是调整我国检、法关系的指导性准则,也是我国配置控、审刑事司法权力的基本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众需要的转变,指导检、法之间关系的配合制约原则也日益暴露出问题。为此在考察西方国家司法经验,权衡利弊对理想中的检、法关系的评析,同时提出今后我国检法关系的发展方向,即确立法院中心化地位;检察官的地位、工作重心将发生位移;为了实现保障刑事司法公正最低标准,提出检法关系调整的方案。     

刑事诉讼地区管辖问题比较研究

地区管辖的确定,是审判权归属最终确定并运行的标志。历经学理考量的以地域为核心的地区管辖原则,受一国司法体制、警察、检察官、法官权力配置以及程序阶段设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呈显出各具特点的确定体系、机制、功能及不足。本文拟通过对各法域下地区管辖立法的规范分析和逻辑解读,完成对代表性国家地区管辖确定的指导思想与确定原则、预期价值与实际效果、设计要素与现实阻碍、管辖冲突与程序救济等进行多方面比较考察,为我国刑事诉讼地区管辖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程序借鉴。     

论刑事被害人的过错——以聚众斗殴罪为视角

在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中,犯罪的发生一般是源于犯罪人和被害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我国刑法以犯罪人为中心,被害人过错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常常被忽视。对于以犯罪人和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不利于犯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司法机关在处理聚众斗殴的案件中很少考虑被害人是否有诱发和促进犯罪的发生。在聚众斗殴过案件中,一旦出出现有刑事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司法机关通常按照刑法292条中的规定,以刑法232条故意杀人罪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鉴此,有必要将被害人的过错纳入聚众斗殴罪之定罪量刑中,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归罪惩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新路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在司法实践中,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已被广泛运用,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特殊制度,是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具有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对抗性弱的特点。     

刑事错案成因、预防及纠正对策

刑事错案并不完全等同于平时所说的冤假错案,其主要包括因客观原因而产生的错案,以及因为主观上存在司法过错而产生的错案。对于前一种情况无法完全避免,但可以通过专业水平的提高及侦查技术等的进步来减少;对后一种情况则可以从多种层面予以遏制,进而完全避免出现人为因素导致的刑事错案,树立司法权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及时、准确地查明犯罪事实,追究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通过多种途径克减刑事错案的发生。     

佘祥林冤案的刑事诉讼制度反思

佘祥林冤案的发生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制度设计违背了诉讼的本来含义,作为“裁判方”的人民法院与作为控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应是互相配合的关系。刑讯逼供是导致冤案的重要根源,遏制刑讯逼供应对症下药:一是规定沉默权制度;二是将案件证明标准由“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三是加强社会治理,健全客观证据生成机制。此外,刑事诉讼法应明确程序法律责任,以促使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诉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