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与女人的“性”与“情”

有人说:“男人将‘性’与‘情’分开,而女人将‘性’与‘情’联系在一起”,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男人常常将婚姻大事视为自己的责任,将激情和感情区分开来。当没有激情的时候,他就会在外面寻觅激情。“性”是激情 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他会觉得这种激情只是一种补偿自己“性”的满足而己,不是感情的本身。因此,许许 多多的男人并不愿意选择离婚,也认为没有必要离婚。在男人看来,与其他异性的关系基本上是逢场作     

艰苦奋斗与“周期率”

艰苦奋斗与“周期率”抗战时期，黄炎培去延安，与毛泽东谈及中国漫长历史的发展演变，他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初兴后亡的“周期率’。……希望找出一条...     

筑牢心中的“警戒线”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钱是赃款!早知道有这样的结果，就是打死我也不敢收。”“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各种诱惑时，必须慎对‘小意思’的感情投资、慎入‘小圈子’结党营私、慎进‘小场合’饮恨失足、慎耍‘小聪明’误事害己。” 这是两名已经受到党纪国法惩处的贪官痛彻心扉的忏悔。他们之所以失足落水，就是因为在种种考验面前，“警戒线”没有发挥警戒的作用、丧失了“把握住自己”的能力。     

“民”念浓点 “官”念淡点

“这位领导平易近人，‘官’念很淡，没有架子，我们愿意跟他说知心话”；“那位领导，派头十足，官气很浓，我们挨不上，也不愿搭理他”——这是私下常能听到的老百姓议论其所接触的领导干部的大白话。     

从“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评“‘左’比右好”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还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这里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带有革命的色彩呢?这个问题很复杂,亟待深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与“‘左’比右好”观念的长期禁锢有极大关系。而这一观念似未系统清理过。因此,对“‘左’比右好”作一番评析,辨明是非,将有助于使更多的人进一步从“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有感于村支书的“二指论”

日前,与一位村支部书记闲聊,谈起了关于“官”的话题,听后感觉颇有见地。他说:“现在老百姓评价当官的就用两根手指,伸大拇指,说明这个官确实为老百姓办了实事、好事,老百姓赞成;伸食指,说明这个官没有履行好他的职责,没有为老百姓负责,老百姓在戳他的脊梁。而有些当官的平时也用两根手指,对待上级是大拇指,‘好好好,对对对,您永远正确’;对下级则是食指一伸,‘快快快,干干干,你们必须服从’”。简短的一段“二指论”,道出了为官的真谛:为官者要为所管辖的老百姓负责,即对下负责,为民作主,要争取得到老百姓的大拇指,而不是食指。     

都来治“对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哪怕你上面的‘政策’清似水，也难逃他下面的‘对策’滑如油”。……这些说道都提醒我们，目下一些官员“欺上瞒下”的劣行愈来愈严重。“对策”风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一个善弄“对策’的单位或个人大占便宜、大得好处，数个“老实巴交...     

重温“四种精神”

一位老红军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得益于四个法宝,即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没有这‘四种精神’,就没有坚定信念,没有一往无前,没有艰苦奋斗,没有‘两个务必’。过去的战争,需要这些精神;现在的建设,仍然需要这些精神。”的确,很多党员干部都有这样的体会,或者学习中国革命历史,或者参观传统教育展览,只要一想起这“四种精神”,心潮就会汹涌,热血就会沸腾。困难的时候,能坚定信心;顺利的时候,会充满力量。井冈山精神是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一精神的主题,就     

作革命的“傻子”

春宵灯下,我面对着雷锋同志那双目炯炯、凝神远瞩的肖象,不觉耳边又响起了他那掷地作金石声的话语:“有些人说我是‘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子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怎样防止“好同志”变成“阶下囚”

<正>近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必须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既然是"必须改变",也就意味着"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断崖式的两分法,恰恰就是现状。回顾无数次的反腐风暴,也确实可以印证上述的判断。某位官员一旦从主席台上消失,接下去的再次亮相,往往就是落马、双规、受审的报道。于是,台上台下、马上马下,形成了"好同志"与"阶下囚"两个截然对立的群体。如果说这两个群体还有着某种交集的话,那就是台下、马下的所有"阶     

曲伟君:调“兵”遣“将”谋振兴

<正>干了十多年村支书的曲伟君,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他会因一群“虾兵蟹将”而带领村民闯出一片致富新天地。“别小瞧了它们,这帮‘虾兵蟹将’可是我们村增收致富的‘法宝’。”一个秋日午后,曲伟君来到温室大棚,指了指养殖池,向慕名而来的游客介绍。他嗓门不高,说起话来斯斯文文,却底气十足。自2021年以来,曲伟君带领村民打造的温室大棚,成了十里八乡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些大棚不种蔬菜、水果,     

乔书记的“三字经”

“念什么‘经’，走什么‘路’。作为村干部，就要念科学发展的‘真经’，走强村富民的‘正路’。”这是乔玉和的由衷体会。1996年。乔玉和带着党员的信任和村民的支持，怀着改变落后面貌、改善群众生活的信心，接手了没人愿干的“烂摊子”，走马上任成为静海县沿庄镇东禅房村党支部书记。也就是从那时起，乔玉和念着他治村的“三字经”，带领大伙儿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致富路。     

应多一点“忧己”意识

韩非子说:“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己。”意思是说:“‘知人’而‘治人’容易;‘知己’而‘治己’就困难多了。” 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握有一定权力的干部中,往往“忧他”者甚多,“优己”者甚少。正如有的同志对公款吃     

“灵魂出窍”症

美籍华裔教授郝金生先生最近归国,对所见所闻颇有感慨,现摘录一段:“在国内,无论走路、坐车,大家都拼命抢,很不礼貌,基本上没有人主动给老年人、孕妇和抱小孩者让座的”,“在北京,从前流行的‘劳驾’‘借光’这两个词极少听到了”,“中国号称礼义之邦,这样     

“接班人”,还是“接官人”

一位老同志在谈到“接班人”时,意味深长地说:“……‘接班人’不是‘接官人’,莫让‘接班人’变成‘接官人’……”此话切中时弊,耐人寻味。 党的事业不能没有接班人,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的接班人,是党的事业正常延续和兴旺发达的迫切需要,任何时候也不可放松。让接班人接班,既是一种新老更替中的职务、岗位、权力、义务的交接,更是包含着一种好思     

廉政专题片何以频频“出圈”

1月21日晚间,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四集电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在央视综合频道晚间8点档开播,再现近两年纪检监察机关对木里矿区非法采煤、响水化工园区爆炸事故、泉州隔离观察点坍塌事故、孙小果涉黑涉恶案件等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事件背后的责任、腐败、作风问题的调查过程和处置情况。此前不久,已有一批廉政专题片在大众平台上“出圈”,比如云南省纪委监委出品的《清流毒——云南在行动》。“秦光荣妻子还问秦光荣,‘这是个小人,你还用?’秦光荣则答道,‘小人不可不用,否则他也会跟你过不去,但不可重用……’”这样直白大胆的描述在《清流毒——云南在行动》中并不少见。     

“神秘的王牧师”

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但在中国共产党人队伍中，却有一位基督教牧师，他以牧师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就是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183;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所说的“那位第一个将我引入中国‘红区’的‘神秘的王牧师’”，他叫董健吾。     

也谈文化的“挽救”与“振兴”

读了《前线》杂志2000年第3期桂青山教授《文化的“挽救”与“振兴”》一文，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不揣冒昧，也来谈谈文化的“挽救”与“振兴”。不妥之处，望得到桂教授及广大读者的教正。桂教授的文章开头说：“时下不少‘挽救’之论。诸如‘挽救古迹’、‘挽救文物’、‘挽救传统小吃’、‘挽救濒临灭绝的动物’、‘挽救某种即将失传的艺术（或学问）’、以及‘挽救京剧’、‘挽救昆曲’…··噶之，可称为一种‘挽救运动战‘挽救文化’。”佳教授下段接着说：“或许，其中某项挽救，并非绝无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对弥漫在…     

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历史周期率”破解之道的艰辛探索

1945年7月初,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应邀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长期萦回在他脑际而未得到解答的“历史周期率”问题。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有感于“。”与“?”

“党员干部要打好两个标点符号:即在官、名、利上要主动地打‘。’号,在为人民服务上要不断地打‘?’号”。这是某县委书记向党员干部提出的倡议和要求。两句话言简意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