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枢密院制度略谈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代，它沿袭和设置的许多制度对后世影响巨大，特别是它沿袭的唐朝和五代的枢密院制度，对当时的统治和后世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宋代，承袭唐朝和五代官制，在中央机构中设置枢密院。枢密院是总管全国军务的最高权力机构，简称“枢府”、“密院”。唐朝永泰元年（７６５年）始任宦官为内枢密使，专管军机，掌握禁军。按照唐代正规官制，当时的枢密院为内阁之官，但是冠以枢密使的宦官，则常常以内廷的宰相自命，与翰林学士，中书门下不相上下，可谓三足鼎立。《文献通考》（卷５８）中说：“其职掌唯承受表奏…     

平和的心是金

“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这是温家宝总理在收到友人史晓风先生转赠的新版《黄宗羲全集》后，所写复信中的一句感言。温家宝今年3月22日夜写给史晓风的这封亲笔信，对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作了客观而中肯的评价。他在信中说：“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     

论黄宗羲"诗文补史"说

“诗文补贮是黄宗羲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虽有一些论著涉及此点,但细究内中意蕴者并不多。本文从黄宗羲的“以诗补史之阙”、“诗道”包容“一人性情,天下治乱”、“叙事之文补史之缺”、“铭者,史之类”等主张入手,作了详尽的探究。黄宗羲的这些主张大大地丰富并深化了史学与文学之间互补关系,且可以“诗文补史”说概括之。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名称与性质的辨析 ——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正名

“浙东学派”最早由黄宗羲提出，其所揭示的是浙东学脉，而非一个学派著作的汇总。自黄宗羲及其弟子后学，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浙东学派”，其学术特色不仅在于史学，而是经史并重的。因此，其学派的正式名称应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而非“清代浙东史学派”。     

何谓“黄宗羲定律”

温家宝同志3月6日在十届人大湖北代表团参加讨论,谈到减轻农民负担时坚定地说:“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什么叫“黄宗羲定律”呢?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他以“天下为公”的儒家信条为武器,对秦以后两千年的“法制”、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都进行过评论。其中,对     

“八八战略”：制度变迁的经典案例

“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制定的总纲领和总方略，对浙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发展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从制度变迁视角看，“八八战略”是对社会内生之制度变迁需求的主动回应，“八八战略”在之前制度变迁成功经验基础上开启了浙江区域共同体制度变迁的新征程。它是浙江区域共同体制度变迁史上的里程碑，是制度变迁的经典案例，为制度变迁理论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制度分析视角下的人民公社史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跨学科的学术思潮开始介入人民公社史研究。经过二十余年的学术积累，人民公社史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显现出一种“学术脉络”或“学术流派”的延传，具有学术思想史的价值和意义，其中对人民公社史的制度分析是其间一个脉络清晰、学术创新度较高的视角，在此视角下的研究著述已有一定规模。     

论黄宗羲的思想创新、学术贡献及其当代价值——纪念梨洲先生黄宗羲诞辰四百周年

黄宗羲的思想创新的重点与亮点，乃在于他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政治思想和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的力行哲学。黄宗羲通过讲学活动与著书实践，树立了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也培植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清代浙东经史学派。黄宗羲的新民本政治思想，一方面是对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超越了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开始走向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范式。黄宗羲“经世应务”的治史根本指导思想，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黄宗羲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异质文化交流、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人文精神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黄宗羲批判求实精神及力主改革的理论勇气，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也激励着我们今天坚持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创新的勇气。     

深入研究浙东学术文化大有可为——从农村税费改革要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说起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农村的税费改革时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能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温总理的这个说法不仅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民众,把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治国根本的政治决断力;更让人们看到了新领导人善于学习,能随时从学术界吸取治国安邦思想资料的政治家形象。 所谓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是说税费改革要防止出现历史上发生过的越改革农民负担越重的情况。“黄宗羲定律”这个概念,是我国当代史学家从明清时期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概括出来的。面对明朝无可挽救的败亡事实,黄宗羲从批判政治、官宦、军事、货币、赋税、土地、学     

黄宗羲民本思想及其启示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他的民本思想产生有其历史条件。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及明末清初的社会影响是其实践基础。黄宗羲民本思想内容丰富,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对封建帝王进行深刻批判,关注民生,提出“工商皆本”,揭示税费改革怪圈。他的切合实际、符合时代要求的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有其影响,而且超越时空,在当代依然有其启示。     

黄宗羲“宪政”构想解读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其学说与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黄宗羲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17世纪,这个时代是中国专制社会后期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明朝末年,以维护皇权为第一要务的专制政体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朝中宦官乱政,政局腐败,关外异族崛起,蠢蠢欲动。同时,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秩序也在悄悄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良法、围墙和第三条道路——明代吏治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启示

作为良法的官吏法和作为围墙的监督机制是明代吏治在文本上的最显著特征。但在实践层面，明初吏治清廉的效果却没有一以贯之。究其原因，明代始终没有找到一务兼顾法律和道德的“第三条道路”。以史为鉴，我国当前的公务员制度建设不仅需要加强立法和监督，还需要通过制度的创新，使官员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远离腐败。     

王阳明“本体工夫之辨”在明清之际的学术走向 ——以刘宗周、黄宗羲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三人本体工夫学说的学理解读，本文指出：王阳明“合本体工夫而一”之说，涵有两大思维向度，即“一悟本体即是工夫”和“由工夫见本体”。刘宗周、黄宗羲师徒二人承续了“由工夫见本体”的工夫路向，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反弹透视

只有减轻了九亿农民的负担，让农民普遍摆脱贫困，中国才能走进全面的小康社会。只有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一些地方才不至于再出现“农民减负年年减，农民负担年年升”的怪现象。     

用制度的笼子“保鲜”权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一决定就是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的笼子“保鲜”权力。     

好制度成了捞钱的“好路子”

“药房托管”，即将药房托给有能力的医药企业经营管理，减少中间环节，变“以药养医”为“以药补医”。这种有利于降低药价、让惠于民的制度，近年来广受推崇。然而，在利益驱使下，这一制度却被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药房托管”必经的购销环节，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对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有重要指导作用。腐败的产生与权力滥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腐败的要害和核心是权力腐败，因此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三权制约”的实质就是“制度反腐”，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突进——我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先声夺人

让“基层”成为改革试验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现阶段的现实选择和一大特色。我省的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也无可例外地发韧于基层。由于改革的焦点集中于基层官员和吃财政饭的人，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困难很多．但我省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仍然一直在重重阻力下突进，并出现了邵阳、怀化、湘潭、益阳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先锋”。这些地方的改革经验和成果．让我们看到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整体突破的曙光。     

社会保障制度与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减震阀”与“缓冲器”，为民生之根本，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意味着让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对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古代官吏回避制度

所谓“回避制度”,即是我国古代在任用官员时,为了避免亲友邻里请托徇情,制定出一定的限制条约,以防患于未然的一种制度。回避制度起始于东汉的“三互法”,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唐朝规定官员不得在本人籍贯所在县及邻县为官。北宋时,官员铨选中正式规定了任职须回避原籍。北宋的这种制度为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至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