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诚信”思想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诚信是先秦儒家伦理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先秦儒家所提倡并力求践履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孔子把“信”列为与“仁、义、礼、智”并列的五常之一;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认为“养心莫善于诚”;《中庸》主张“诚为贵”。诚信是天地间的一种必然法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基本的交际之道。真实是新闻报道与新闻传媒的生命线,但是“客里空”作为新闻界的一种不实作风一直阴魂不散,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给新闻从业人员提供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无论何时都要坚持新闻真实性不动摇。     

试论义利观的历史变异

一 传统义利观的根本特征是“贵义贱利”,以“义”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的价值观。“义”,指思想行为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即道德,“利”,指利益、功利,即物质利益。孔子最早把义、利对立起来,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战国时孟子认为君王只讲“仁义”就够了,不应该谈“利”。西汉董仲舒发展了孔孟的义利观,提出     

《论语》中“君子儒”与“小人儒”考辨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及其弟子多次提到“君子”、“小人”的字眼。在不同的时代，“君子”、“小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孔子又对学生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到底何为“君子”、“小人”，何为“君子儒”、“小人儒”。关于这两个问题，几千年来无数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看法不一，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这里也尽力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君子”与“小人”、“君子儒”与“小人儒”、“义”与“利”稍作论述。     

先秦儒道义利观探究

义利观所反映的是人生价值观的基准,通过对先秦儒道二家的义利观进行分析比较,不难发现先人古老而深邃的智慧对现代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家的消极遁世,儒家的天下为公与道家的个体隐逸恰恰形成了对立与互补。先秦儒道二家两种截然相反又相通互补的观点在中国传统义利观形成的过程中不断糅合而又互相对立,构筑了传统义利观的主线。     

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管窥

诚信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儒家儒学思想中得到了深刻的阐发。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人都从自身儒家伦理观念出发，对诚信思想进行了或隐或显的表述。通过对其诚信思想的梳理与剖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诚信理念由“信”到“诚”，再到“诚”与“信”一体化表述的发展历程，在内容上则表现为个人修养、人伦关系和政治层面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入与展开。     

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处理好利、义关系

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办公室邵景元在来稿中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封建义利观早已为历史所淘汰,“斗私批修”的说教也失去了科学性和现实感,个人正当的合法权益也在我国宪法上被明文确定下来。刘少奇同志早就指出,     

汉代儒生义利观新探——以盐铁会议贤良文学的义利观为代表

先秦时期孔孟的义利观只是局限在伦理道德范畴的讨论.西汉昭帝时的盐铁大会上,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就义利关系展开了盐铁是否专卖的大辩论赋予了义利观新的特定的内涵.贤良文学以儒家义利之辩为准绳,打着国家导民于义的旗号,要求盐铁私营,实为工商业者利益的代言人,并非真为民请命,是以义之名行利之实.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汉代儒家的义利观看作是先秦时期义利之辩的恢复或延续.     

孔子德育思想探析及其启示

在《论语》中,孔子从伦理的道德意义上区分了君子和小人,并认为要针对君子和小人采取不同的教化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孔子的德育思想可以为我们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女子”——“小人”辨——谈孔子的妇女观

对孔子的“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一般理解是:孔子把女性与小人相提并论,是看不起女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中的“小人”和“女人”是指“男中小人”和“女中小人”,“小”和“女”都不是性别评价,而是道德评价。     

浅析《论语》中的君子人格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深入研读《论语》可以发现，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实并不是后世儒者所称道的“圣人”、“仁人”、“士”而是“君子”。本文对孔子的理想人格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指出了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君子人格的品质特征，认为孔子所设计的君子人格是集“知”、“仁”、“礼”、“勇”为一体的道德伦理人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不仅需要经济和制度层面的保障，还需要道德伦理层面的考量，因此，作为道德伦理人格的君子人格就对我们针砭时弊，提升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和价值追求，构建和谐社会的德性之维具有重大的意义。     

试论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冲突与协调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是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流派。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把礼作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法家以法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认为法之功用在于禁奸,而非劝善,因而主张治国必须依赖国家强制力量。处于相同时代背景下的先秦儒法两家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两家的协调与互补成为一种必然。     

试论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冲突与协调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是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流派。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把礼作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法家以法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认为法之功用在于禁奸,而非劝善,因而主张治国必须依赖国家强制力量。处于相同时代背景下的先秦儒法两家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两家的协调与互补成为一种必然。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浅析

先秦儒家在义与利的价值关系中主张以“义”为重,同时兼顾“利”。其根本特点是“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义以生利”。正确认识和借鉴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历史成因

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和谐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成因：当时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原有等级制的破坏与社会转型，原有礼仪的失范与思想纷争，人自身的奴役性状态，诸侯国的分裂与长期争战。在先秦儒家那里，“和”成了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身心、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总法则。     

先秦儒家的“共同体”思想

儒家致力于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实现一种“大同”社会，其思想已经蕴含着着我们当下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有着集中的体现。先秦儒家以“仁”为源头，探寻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内在根基；以“礼”为扩展，为人与人相处提供规范依据；以“大同”为目标，建立一种“群居和一”的社会秩序。先秦儒家思想中天然地蕴含着一种“共同体”思想，将人类命运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深入发掘先秦儒家思想，能够为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曾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主要的内容之一 ;就其自身而言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主要包含“义以生利” ,“义利统一”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行义言义 ,功贤耕织”、“何必曰利 ,仁义而已” ,“好义欲利 ,人之两有”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及“义利之辨”等诸方面的丰富内容。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对塑铸中国人的人格及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都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本文欲通过对中国古代义利观的研究 ,说明它对目前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及构建现代义利观的意义及价值。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及其启示

先秦儒家以周“礼”思想为源泉提出了“礼治”思想。“礼治”思想主要概括为“亲亲”“尊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孝忠”思想和“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等,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先秦儒家道德教化思想对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启示

由孔子、孟子所创的先秦儒家思想从哲学思想发展为治世之道,最终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道德教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秦儒家注重将道德教化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这一做法启示我们,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应当面向全党全社会,营造浓厚氛围;先秦儒家注重"以艺施教",这一做法启示我们,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应当注重继承与创新,依托丰富多彩的载体和形式;先秦儒家注重发挥"礼制"的教化作用,这一做法启示我们,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应当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努力创建一种制度文化;先秦儒家在推行道德教化的过程中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做法启示我们,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始终着眼于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     

孔子军事文化遗产与传承

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在中国文明发展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军事思想就文化层面来讲也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这一点有时会被忽视。本文首先从史籍记载的孔子的家世、生平活动、教育成就等方面考证孔子的军事造诣。详细论述了以“仁哉”、“慎战”、“教战”为特色的孔子军事文化遗产与后世传承。     

儒家法文化的和谐精神

“中”或“礼”不仅是先秦儒家作为立法的指导原则，也是刑事政策的指导原则。先秦儒家在司法方面也体现了“中”的价值取向，强调司法公正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司法公正是社会秩序和谐的重要保障。儒家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人治国方略追求的最高目标即社会和谐。儒家的治国之道追求的是社会和谐，而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有效防治犯罪。在犯罪的防治对策上，儒家并不主张单纯诉诸法律手段，而是强调运用经济、政治、道德等多种手段来防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