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社会管理的理念与制度创新

治理是指对传统官僚统治和精英政治的超越,强调多方力量合作共治。治理是社会管理的理念创新:以一套涵盖政府与非政府力量的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重建管理过程和网络,实现社会团结。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方式合作化、权力运作协商化。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及其路径选择

治安治理资源是国家和社会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时拥有的物质要素的总称。根据治安治理权力所属主体的不同,治安治理资源可分为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国家资源包括执政党权力体系的政治资源和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资源,社会资源包括基层社区的自治资源和以保安组织为代表的市场资源。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表现为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部分: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通过协商沟通机制整合双方力量;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补充。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现代化的维度分析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现代化是由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制度化和民主化所构成的复杂结构与过程,是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浓厚的人治向建设法治国家转变以及政治参与程度低向发展有序政治参与转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转型

大数据正在改变着社会政治形态,也在塑造着国家治理方式.大数据主要来自数据挖掘技术与互联网信息技术,它造成国家治理的组织结构日益多元化与平权化,也将造成国家治理决策过程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大数据赋予了国家或政府不同于传统的角色.     

构建法治框架下的多元乡村治理模式

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是解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必须以政府权力和乡村自治权的有效衔接为基础,以乡村法律制度建设为着手点,致力于提升乡村法治化水平,构建多元化的治理模式。     

政行二分理论的核心价值及其本土化意涵

在我国宪政框架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强化权力机关职能，推进行政决策民主化，提高行政执行力，调谐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方式，理顺党政关系，最终实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职能，行政机关则依法行政的政治框架。这无疑也是政行二分理论核心价值的本土化意涵。     

地方治理中基层组织的权能配置

在我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组织不合理的权能配置严重影响了地方政治发展。依据现代地方治理的要求,必须完善以“县级政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组织”为主体的基层组织结构,并给予明确的职能定位。确立县级政府为指导与监督中心,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与建设中心,社区组织为自治与服务中心,在权力来源、权力结构、权力功能、权力限度4个维度上,对基层组织之间现有的权力配置进行创新性建设,同时辅以政治生态环境建设,推动我国城镇化深入发展,实现地方治理目标。     

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功能及其治理优势——基于中国民主政治内在规定性的分析

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如何实现人民的选择,保障人民权利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关切。中国民主政治类属于人民民主,其价值理念与历史实践内在赋予了执政党以领导核心地位,并要求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实现广泛、真实的民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在利益代表、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等政治功能方面与民主政治的规定性要素相契合,并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政治平衡、政治稳定、政治整合的显著治理优势,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奠定稳固基础。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主要差异与共性要素检视——基于七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分析

地方政府全面、持续、有效的治理创新,是对全面改革深化阶段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能动回应。七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包括政治类创新、行政类创新、公共服务类创新和社会管理类创新等内容,以历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为数据分析源,通过量化分析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归纳出现阶段地方政府在推进治理创新中的适应性差异及长效创新路径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推进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长效发展。分析显示,虽然我国地方政府所推进的治理创新在创新内容、区域分布和主体层级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民本政府"的价值驱动、"民主化、技术化"的决策取向、"多元合作"的主体定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客体定位、"动态治理"的过程导向是历届地方政府获奖项目的共性特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门阶条件初探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完整开放的巨系统,有了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才有可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可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在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一定的"门阶条件",包括:实现依法治国,养成法治思维的习惯;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且边界清晰;社会治理秉持协商共治共赢的实践路径。实现这些"门阶条件"的纽带则是执政党的政治现代化。     

从民主的角度谈党的执政合法性

"政党的合法性,归根到底只有从民主政治中才能获得."民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但无论是作为价值理念的民主,还是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社会行动的民主,还是作为社会治理体制的民主,都能够为党提供执政合法性.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当以推进民主发展为己任.     

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几个维度

一个政党要维持和增强人民的认同,巩固自身执掌政权的地位,就必须不断地提高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作为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必须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线贯穿于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二者之中。文章立足于政治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依据政治体制改革渐次展开的逻辑,把中国共产党置身于国家、社会、党自身三大政治系统之中,着力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这些领域中所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思路。     

试论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与统一战线的团结

新形势下,我国各项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国际国内不稳定因素此起彼伏,因此,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就成为摆在中国执政党面前的重要任务。作风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执政党保持长期执政、促进各项事业繁荣发展、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每个党员只有保持良好的作风,才能使统一战线各界各方增强信心,坚定信念,增进团结,才能使统一战线各种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     

行政审判独立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行政审判独立是行政诉讼制度得以发挥其效用的前提。要保障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独立，必须妥善处理好行政审判独立与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及政府之间的关系。     

试论统一战线与执政党的建设

统一战线与执政党的建设之互动关系表现在:执政党的坚强领导,可以促进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理论水平、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增强信心和凝聚力,从而对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以深远的影响;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有利于执政党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利于执政党广大党员认识“党的领导”的内涵、实质,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执政党思想和作风建设,不断深化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     

党内民主建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

党内民主建设,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实质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对党的权力运行起着规范和制约作用,党内民主在实现党的执政方式民主化过程中也起着基础地位和关键作用,党内民主是政党自身内部整合的途径和方法等,这些充分说明党内民主与党的执政能力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或缺的联系,成为通过党内民主建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理论依据。     

加强新时期党的执政民心资源建设的思考

民心资源是攸关党执政成败的决定性资源。新形势下，由于部分党员干部信仰危机、民众公平正义诉求高涨、党群干群矛盾凸显和反腐形势严峻等因素的存在，使党执政的民心资源面临流失风险。只有因势利导．不断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维护党的良好形象；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执政理念；充分发扬民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冷静智慧地应对国际复杂局势，引导和激发民众理性爱国热情，才能赢得民心，使党的执政地位永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思考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思考和新的认识。这突出的表现在对国家职能和执政党能力的新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视角,对建立科学的执政能力评价体系的新要求,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新的目标要求等四个方面。     

Introduction: The DPP in power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from the KMT to the DPP in Taiwan has not been easy. Instead of bringing in a new way of thinking, it is noted that ideology is too ingrained for the new ruling party to make a break from it. Instead of providing a new form of governance, the DPP has proved to be inexperienced at coping with the intricacies of a modern democratic polity. Rather than building new state-civil society relations, the DPP has been unable to expand its outreach to segments beyond its traditional constituencies. Most painful has been the effort required to try to change the general mindset from confrontational to accommodative. The DPP went on to form a minority government and to challenge the still powerful now-opposition KMT in almost every important policy debate. Consequently, components for effective governance such as coordination, compromise, institution-building, etc., are rare stock. The inherent factional schism is hurting the party as virtues like coheren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 of bureaucracies, and even channel of command are compromised. Ethnic incongruence seems to be aggravating the sit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