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相反,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而恰恰是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宪政条件下的理性官僚制.     

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超越现代官僚制的途径--评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对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作了分析和考察,在官僚制弊病的人文救治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提出了构建服务行政模式的设想,以超越现代官僚制.该著作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公共行政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但在行政实践中还要对现代官僚制评价的标准、实现对现代官僚制超越的条件和公共行政道德化的两个基本向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理性官僚制在中国行政文化中的运行分析——一种行政生态学的角度

利用行政生态学的分析工具,把中国现行官僚制作为分析对象,对照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首先考察了中国官僚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与中国行政文化之间的具体关系。在此基础上,界定了中国官僚制在中国特定行政文化环境中的实际运行效度,并对中国行政文化进行解析,挖掘出中国官僚制所存在问题的行政文化根源。基于此,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传统行政文化进行反思和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其中的积极成分引入到中国官僚制的构建过程中去,这样中国的官僚制和行政文化才能够在反思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传统官僚制的超越

新公共管理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以来就备受瞩目,几乎成了公共管理理论的代名词,对它的批评也如对它的颂扬一样,几乎充斥了公共管理领域的所有刊物。但不论是颂扬也好,批评也罢,新公共管理理论代表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它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官僚制的超越,从而表现出一种向服务行政过渡的趋势。     

建构与超越:服务型政府构建视阈下对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对于当前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而又处于后工业化世界大潮中的中国而言,我国仍处于官僚制理性不足的阶段。因此,要在中国这一特殊行政生态下进行行政改革,尤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理性思辩的眼光重新审视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现实合理性,建构真正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同时也要吸纳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优秀思想,从而实现对理性官僚制的部分超越。     

学习型组织：对官僚制的修缮还是革命？

尽管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 ,成为了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 ,并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 ,官僚制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所带来的行政组织中公共利益的缺位和人的异化造成了其理想与现实的断裂。而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技术 ,对官僚制有所超越的学习型组织具有适应社会变迁的比较优势。虽然在价值取向和组织构造上二者有所不同 ,但从本质上看 ,学习型组织仍然只是在官僚制框架内对科层制的局部调整 ,而并非对官僚制的“彻底革命” ,因为它依然没有脱离出韦伯所说的效率、目标范畴。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 ,我们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国情 ,在组织创新的过程中要处理好补课和创新、继承和超越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模式。     

官僚制及其演变——兼论我国公共行政的变革路径

本文立足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对官僚制的内涵、演变过程作了简要的梳理与分析 ,并针对学术界对官僚制理论的讨论与评析 ,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点提出了一些商榷性观点。在这一论述过程中 ,着重分析了官僚制在时下中国的地位及其适用性 ,以及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走向和可能路径。     

官僚行政模式的危机及其启示意义

官僚行政模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强调行政集权，并在价值上秉持“效率主义”。新公共管理本质上与官僚行政一致，它也强调官僚集权和效率导向。官僚行政虽在工业化中前期能够有效促进政府效率，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却成为行政低效的根源。官僚行政包括新公共管理，还对国家民主造成了损害。民主行政是传统官僚行政的有效替代模式，它强调参与、合作与网络治理。官僚行政的危机与民主行政的兴起对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范式的正确选择——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模式并存

在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猛烈批评并被逐步摒弃的今天 ,我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公共行政范式呢?笔者认为 ,公共行政范式的确定是由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决定的 ,不是随心所欲的 ,同时也有赖于行政主体基于正确的认识而进行的正确选择。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 ,积极而慎重地借鉴新公共管理的某些理沦和实践 ,建构以官僚制为主导的多元行政模式并存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范式。一、官僚制 :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官僚制又称科层制 ,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行政学者提出的一种行政组织…     

反思官僚制理论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对整个20世纪乃至久远的未来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官僚制面临的冲击越来越多。科学地反思官僚制面临的困境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完善这一组织模式,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县域社会中的政治整合:变迁与形塑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形塑是以县为基点的行政渗透与政治整合的统一。传统社会以行政渗透为核心的权力下沉无法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农业经济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国家政治整合的不足,并造成官僚体制约束下的官民冲突与紧张。在以政党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架构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组织力量不仅整合传统的农村社会,并将其改造成为现代政党组织和领导下的政治社会。更重要的是,它把原来的整合主体即传统官僚制也纳入到整合、规制和形塑的范畴,通过政治运动把传统官僚制改造成为适应政党政治的现代官僚制。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官僚制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说的基本理论。官僚制寄希望于通过专业分工来保证组织效率。对官僚制的阐释、批判与修正几乎贯穿着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史。从新公共行政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公共管理,学者们围绕着官僚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认为官僚制禁锢效率、忽视公正、背离民主等。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和现实贡献。对官僚制理论批判与启示的梳理,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官僚制的历史分析与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

本文重点关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政府组织模式演变的考察,文章分析指出,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过韦伯式的官僚制.为了与当前兼具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部分特征、同时又面临信息社会挑战的复杂形态相适应,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应是:在完善官僚制的基础上超越官僚制.文章最后结合实际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促成这一选择的实现.     

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及启示

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转变是二者内在相通性基础上的递进性发展。新公共管理范式并不是对官僚制的摈弃,而只是对其弊端和时代缺陷进行修缮。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理想型官僚制的二重性--兼论当代中国的"政府再造"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的三个层次的全面剖析,拓宽了研究官僚制的二重性的视野。官僚制在具有纯技术上的优势的同时,又具有僭越自身功能的倾向,造就了官僚组织集理性原则和非理性化倾向于一身的特殊格局。在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双重作用力之下,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面临种种“两难抉择”,进行“政府再造”已成当务之急。     

论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官僚制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行政体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行政体制现状所暴露的问题表明，现阶段我国的行政改革应该是以强化理性为目标。理性官僚制以其显著的理性内核对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但是，其内在的弱点却需要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补充。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可以从理性官僚制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互补中得到答案。     

论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官僚制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行政体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行政体制现状所暴露的问题表明，现阶段我国的行政改革应该是以强化理性为目标。理性官僚制以其显著的理性内核对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但是，其内在的弱点却需要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补充。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可以从理性官僚制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互补中得到答案。     

试析官僚制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去向

官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还没有其他一种理论模式可以超越或者取代官僚制的地位，在我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官僚制的弊端，这样我们的改革才能有的放矢，我们还应该广泛地学习各种制度理论，这样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开阔思路。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论“效率”与“民主”的行政学博弈

效率与民主及其关系的问题是经典社会学难题 ,同时也是公共行政学的难题。不管是在“效率至上”的传统官僚制时代 ,还是在强调“社会公平、民主”的后官僚制时代 ,“效率”和“民主”一直是行政学关注的焦点。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这一范式转换就是“效率—民主”的博弈过程。尽管两者矛盾的最终解决还存在实际的困难 ,但是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实践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曙光”。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