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官僚制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行政体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行政体制现状所暴露的问题表明，现阶段我国的行政改革应该是以强化理性为目标。理性官僚制以其显著的理性内核对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但是，其内在的弱点却需要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补充。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可以从理性官僚制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互补中得到答案。     

理性官僚制在中国行政文化中的运行分析——一种行政生态学的角度

利用行政生态学的分析工具,把中国现行官僚制作为分析对象,对照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首先考察了中国官僚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与中国行政文化之间的具体关系。在此基础上,界定了中国官僚制在中国特定行政文化环境中的实际运行效度,并对中国行政文化进行解析,挖掘出中国官僚制所存在问题的行政文化根源。基于此,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传统行政文化进行反思和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其中的积极成分引入到中国官僚制的构建过程中去,这样中国的官僚制和行政文化才能够在反思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建构与超越:服务型政府构建视阈下对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对于当前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而又处于后工业化世界大潮中的中国而言,我国仍处于官僚制理性不足的阶段。因此,要在中国这一特殊行政生态下进行行政改革,尤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理性思辩的眼光重新审视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现实合理性,建构真正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同时也要吸纳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优秀思想,从而实现对理性官僚制的部分超越。     

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相反,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而恰恰是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宪政条件下的理性官僚制.     

官僚制：摒弃还是超越

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 ,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也正面临着是摒弃官僚制还是在超越的基础上重构的艰难选择。我们在现阶段是官僚制不足 ,而不是太多。因此 ,必须在培养理性精神 ,树立尊重法律和规则的价值观 ,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体制等方面做好工作。     

官僚行政模式的危机及其启示意义

官僚行政模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强调行政集权，并在价值上秉持“效率主义”。新公共管理本质上与官僚行政一致，它也强调官僚集权和效率导向。官僚行政虽在工业化中前期能够有效促进政府效率，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却成为行政低效的根源。官僚行政包括新公共管理，还对国家民主造成了损害。民主行政是传统官僚行政的有效替代模式，它强调参与、合作与网络治理。官僚行政的危机与民主行政的兴起对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理想型官僚制的二重性--兼论当代中国的"政府再造"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的三个层次的全面剖析,拓宽了研究官僚制的二重性的视野。官僚制在具有纯技术上的优势的同时,又具有僭越自身功能的倾向,造就了官僚组织集理性原则和非理性化倾向于一身的特殊格局。在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双重作用力之下,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面临种种“两难抉择”,进行“政府再造”已成当务之急。     

试论维系法国政治结构与行政管理体制的思想基础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 ,法国政治结构的制度安排尤具特色 ,其从本国历史和实际出发而设计的政治制度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注目。本文阐明了集权制和官僚体系是维系法国政治结构与行政管理的主要体制。文章还以政府经济学的全新视角从对法国的集权制和官僚体系的深刻剖析中寻找到了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尚可借鉴的经验与应汲取的教训。     

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制度供求及其“内卷化”困境

大部门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官僚制重塑过程中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各级政府对大部门体制存在制度需求,也存在制度供给及约束。然而,大部门体制改革面临着"内卷化"困境,这实际上也是官僚制重塑面临的困境。     

公共行政变迁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研究

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公共行政追求的两个价值目标，公共行政变迁的过程实质是不断追求实现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过程。管理主义单纯地追求技术合理性，导致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迷失：官僚制行政时期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分裂，市场制行政时期出现了合理性对合法性的排挤。只有到了民主制行政条件下，实现合法性对合理性的超越，将民主价值贯穿于公共行政，政府做到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使其行为合乎法律、合乎理性、合乎公意，公共行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才能得到最终解决，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才能得到捍卫。     

论乡镇行政领导体制与乡镇党政一体化模式

十四大以来,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我国自上而下陆续开展了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对如何改革和完善乡镇一级的行政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却都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和重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十五大提出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这自然也将涉及到乡镇行政体制的改革与完善问题.当然,对乡镇而言,目前更为迫切的还是如何进一步完善作为构成行政体制关键要素的行政领导体制,确保其有效运转.     

超越官僚制：现实抑或乌托邦？

本文在介绍以韦伯范式为核心的传统官僚制模式的内容与缺陷的基础上 ,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实践对传统官僚制的现实超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文认为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修缮 ,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与组织结构本身。文章最后分析了官僚制的现状与未来及其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论“效率”与“民主”的行政学博弈

效率与民主及其关系的问题是经典社会学难题 ,同时也是公共行政学的难题。不管是在“效率至上”的传统官僚制时代 ,还是在强调“社会公平、民主”的后官僚制时代 ,“效率”和“民主”一直是行政学关注的焦点。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这一范式转换就是“效率—民主”的博弈过程。尽管两者矛盾的最终解决还存在实际的困难 ,但是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实践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曙光”。     

浅议提升中国政府执行力与发挥官僚制优势

当前,提高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愈来愈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政府组织结构问题是决定政府执行力高低的关键。现代官僚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选择。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发挥官僚制的优势,构建我国现代行政组织体制。     

县域社会中的政治整合:变迁与形塑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形塑是以县为基点的行政渗透与政治整合的统一。传统社会以行政渗透为核心的权力下沉无法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农业经济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国家政治整合的不足,并造成官僚体制约束下的官民冲突与紧张。在以政党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架构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组织力量不仅整合传统的农村社会,并将其改造成为现代政党组织和领导下的政治社会。更重要的是,它把原来的整合主体即传统官僚制也纳入到整合、规制和形塑的范畴,通过政治运动把传统官僚制改造成为适应政党政治的现代官僚制。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体制制约与制度创新

目前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目的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该项改革也必然会对未来政府执行体制的制度创新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由于我国现行行政执行体制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实施中仍然面临着许多体制上的困扰。     

论我国法治政府模式的内涵、特征与缺陷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模式可以归结为行政主导型法治政府模式.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又表现出一些明显的过程特征,包括在国情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法治规律,伴随着对行政职能的理性调整,并力图激活和引入体制内民主因素以提供外部制约力量,而具体的推动过程又依赖于行政系统中的压力型体制,法治主导地位的确立还表现为人治因素的渐进式淡出.这种行政主导型法治政府模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包括行政主义面临合法性质疑,法治执行力遭受官僚制壁垒,实际的法治绩效也难以衡量.     

“大部门体制”的理性分析和实践推进

大部门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起点，是政府职能整合和部门整合有机统一的新模式，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能的新模式：我国在推进大部门体制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问题。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大部门体制，关键是认识上要清醒、理性、准确，并在此基础上审时度势，探索并确立实践推进的主要路径。     

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考察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与灿烂的农业文明相适应，创构了一整套发达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官僚制度具有典型性和早熟性。“一种酷似现代官僚格局的行政体制一直在逐渐向前演进，有时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所有现代官僚制度的原型”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治理结构和行政管理水平，都处在世界领先水平，为世人所称羡。而且，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和行政制度表面上看在很多方面具备了自治的充分空间。这是因为，尽管帝国时期的中国政府是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但用现代政治观点分析，却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谓专制、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