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共治与过程民主:农民自组织的治理实践——基于湖北省秭归县G乡的实证分析

农民自组织作为实现农民有效组织和形塑基层治理主体的新途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基层社会自主性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基于乡村产业发展与国家资源下乡中的合作需求、村落共同体结构和精英有效整合基础上的内生型农民自组织,是促成乡村社会团结与深化自治实践的新载体。它通过与县乡村各级组织形成网络化的协同共治体系,在村庄内部生成了弹性的治理空间和调控机制,建构出外部问题内部化和利益协商的地方机制,实现了有效社会动员基础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推动了基层行政与乡村自治的有机衔接。农民自组织的持续发展,要避免行政化趋势,协同共治的主体边界不能模糊。     

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径选择

全面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深入探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性”特质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困境和难题的突破。而协同意识与规范意识不强、传统管理思维下导致的治理主体地位不平等和各治理主体间的权责界限不清晰正成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重塑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整体提升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及优化协同共治的结构体系，为消解困境难题提供新思路和优化路径。     

探索“一核为主·多元共治”新型社区治理机制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针对社区组织不健全、工作关系不顺、队伍素质偏低、服务设施薄弱等突出问题,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强化管党意识,落实管党责任,提升管党水平,创新“一核为主·多元共治”社区治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共联、多元平台共建、多元组织共商、多元资源共享、多元服务共担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共促进,有效破解了社区治理难题。     

吸纳·调控·合作：发展中的协同治理模式——基于杭州的案例研究

随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当前在同一行政与社会空间内可能并存着“吸纳”、“调控”与“合作”三种协同治理模式,它们各有特定的发生机理,也象征着权力从政府向社会的渐次转移。公共治理领域的分化、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及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协同治理模式多样化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多边规制不足、治理力量失衡、普遍信任困境则成为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此外,全能主义与简约主义的经典框架已不足以解释多元协同的治理现象,亟需拓展性的理论思考。     

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基于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的个案考察

党建引领是构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以价值引领凝聚治理共识、以机制创新整合治理资源、以行为垂范驱动治理活力、以利益协调保障治理成效,构成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对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进行个案考察发现,塔元庄村党组织以党建为引领,用凝聚思想共识、推动责任共担、强化协同共治、实现利益共享等方式,汇聚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提升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度”,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启示:加强思想引领,建设价值共同体;加强责任共担,建设责任共同体;加强协同共治,建设行动共同体;加强利益协调,建设利益共同体。     

协同治理与廉政治理现代化:基于深圳前海廉政监督局的研究

廉政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和动力机制,推进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多方监督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协调配合。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协同治理理论为廉政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深圳市前海廉政监督局从廉政主体协同、过程协同、要素协同、技术协同四个维度形成了廉政协同治理模式。这一创新探索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推进云南边疆治理

统一战线和国家治理,都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二者有相同的内涵和共同的目标。统一战线具备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和组织优势,决定了它能够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短板和难点。当前,云南在推进边疆治理的进程中,面临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发育不足、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等一系列难题。破解这些难题,正是统一战线的优势所在,也是统一战线服务边疆治理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要以制度机制的完善为引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着力提升边疆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完善制度机制的重点是边疆治理与统一战线工作协同机制,包括党领导边疆治理和统一战线的具体工作机制、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思想引领机制、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民主协商机制。     

社会组织如何助力“五社联动”破解动迁社区治理困境？——来自S市G区B社区的个案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动迁社区治理困境亟须破解,社会组织的介入如何助力社区实现有效治理成为值得探究的话题。基于S市B社区的个案考察,发现社会组织助力动迁社区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为：党政领导的注意力分配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契机,非结构项目机制下,社会组织借助政策创新、平台搭建、常态化机制等手段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和资源的整合。同时,通过激活社区社会资本、发挥社区两委的核心枢纽作用保障社区自治的可持续性,最终构建出五社协同的治理格局,破解了社区治理难题。社会组织的协力重塑了动迁社区的五社联动格局,国家与社会合作主义关系的建构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深层动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内蕴、困境与路向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是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面临农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能力不高、农村文化治理和乡村规约治理成效不足、数字化治理能力匮乏等问题。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遵循“自治、法治、德治”的城乡治理内生要求,结合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的现实需要,以创新引领为重要抓手,构筑“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数字治理+创新治理”为内核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之路。基于此,以“协同治理力、规约治理力、文化治理力”强化“三治”融合,以数字治理力和创新治理力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注重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初心使命和主体培育、制度机制和文化引领、数字乡村和特色推介、借智引智和学习培训等方面加强,进而从理念、能力、平台、环境和机制等层面有效促进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从管制到共治:国家与社会双维度下城乡融合型社区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区管理与治理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城乡融合型社区在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交替主导下依次体现为国家主导范式、社区自治范式和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下的共治协同范式。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制度变迁下的范式转换,在一系列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之下,城乡融合型社区的共治协同意味着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互融,需要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互融来调节共治的角色冲突,实现新的定位;通过强制性与诱致性的互融,化解共建的价值对立,实现新的调和;通过时间与空间的互融,突破共享的制度障碍。这种互融最终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在城乡融合型社区的共治协同中实现均衡状态:一方面,应结合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与党员的特色建构多元主体均衡的格局;另一方面,应从法治保障完善出发,激发制度变迁中强制性动力与诱致性动力共同发挥作用,将“话语的制度”转变为“实践的制度”,建设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型社区共治协同。     

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的协同治理研究

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的成因复杂、治理主体多样、防治难度大,已经成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协同治理以其协商沟通的方式、多主体参与、自组织的建设等理论特性,为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的资料提供了一种方法选择。文章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探究了手机依赖症协同治理的内涵特征,探索了手机依赖症协同治理的路径。     

党建双重统合社区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本质特征,双重统合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重要路径。党建双重统合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资源聚集。党组织凭借其执政优势和组织优势搭建平台,将各类资源下沉至社区并进行有效整合以满足居民需求。二是主体协同。属地党组织召集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协同应对,以科层体制内部动员的方式将政府“再组织化”,以此实现集中办公和有效治理。党组织在有效凝聚治理资源的条件下协同各类治理主体,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推动各类主体真正融入社区治理场域并发挥长效作用。“双重统合”有效促进了党组织与各方治理主体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形成治理合力,推进社区建设的不断发展与创新。     

基于公共价值的城市数字治理: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在治理主体定位、体制机制设计及治理效能上都有明显不同于传统治理的特征,实践中也面临着政府治理体制数字化转型难、民生服务数字化升级难和治理成效数字化评估难等困境。以公共价值理论为切入点,寻求数字治理本质与公共价值创造的内涵契合,立足数字政府、数字社会以及数字公民三个维度构建数字治理的公共价值生产—整合—表达的逻辑框架,通过提升政府政务服务数字化效能、丰富数字化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以及开展数字化治理人文反思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路径,能够丰富数字时代的治理理论内涵,进而推动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的实践探索。     

在“社区复合共治”社会管理模式下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的创新研究——以成都市成华区社区区域化党建和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区域化党建是实现社区治理主体横向联合合作的组织平台,是实现社区治理主体整合党建资源的有力抓手,也是实现社区治理主体承担公共责任的组织保障。"社区复合共治"模式下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必须抓住"共同利益"这个核心,必须抓住"双向服务"这个关键,必须抓住"互动活动"这个根本。     

协同治理: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

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基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存在的问题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资本发育不良三个方面。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各子系统的协同性、共同制定公共规则,因此协同治理成为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通过协同治理构建整体性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通过协同治理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通过协同治理积累培育社会资本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保障。     

协同治理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过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是：强化公众服务导向的协同治理理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     

协商视域下的社区治理:杭州“湖滨晴雨”工作室的机制创新与经验启示

市民参与协商公共事务治理是社区自治的基本要求与发展趋势。本文基于协商治理的理论视角,以杭州市"湖滨晴雨"工作室为个案,按照"公共平台——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模式——协商效果"的框架对社区居民协商共治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区协商治理模式,不仅是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同时对构建新的社区治理体系、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政府应该引导、吸纳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治理。结合"湖滨晴雨"工作室运行的经验,本文提出完善社区事务协商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双碳”目标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城市与区域治理提出了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要求。公共机构率先实施节能降碳行动对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减量、带动与政策效应。当前公共机构在节能降碳过程中存在地方性权责与测算标准尚不明确、地区间治理成效差距较大、数据与信息共享不足、示范带动效果尚未显现等现实困境,结合“双碳”目标下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的新要求,以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存在“央地—部际—区域—主体”多重协同机理。在“十四五”时期国家和地方可通过整合权责以统筹协调降碳行动、弹性协作以搭建政策协同平台、促进数据共享以完善区域治理网络、公私合作以提升降碳协同效能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助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增效提质,实现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带动。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逻辑理路

中国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首先厘清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要始终坚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必须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是治理主体共识的缺失、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精英的共谋,应对困境的基本路径是要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共担风险视角下的PPP协同治理

作为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创新,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革新了公共项目运作模式,引发了公共服务领域及项目自身的协同治理效应。从PPP项目全生命周期来看,PPP治理是一系列风险治理的过程,其中对共担风险的妥善治理尤为重要。PPP共担风险来自风险共担体外或合作共同体整体,具有外生性、集成性及不可控性,这些特性直接导致了PPP风险治理面临困境。为此,要树立并践行协同治理理念、完善PPP相关法律法规、提升政企集成效能、协同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构建参与—退出的弹性治理机制,从而实现PPP共担风险的善治。